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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

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

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

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幹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

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

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議。他熱

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面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議，我也覆電表示贊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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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

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們，都十分敬佩

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志正式決

定以林育英同志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

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

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

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

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訊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斯大林贊成這

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

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志暫時保持相當距

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沖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物件，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

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

當時我們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實力派。我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

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要求他們一致抗日，共禦外侮。但我們的努力，不是落空，

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面，卻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

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陝北同志們來電，報告他們在上年底與張學良部作戰，曾俘獲張部團

長萬毅，他們待之如上賓，並根據新政策，向他痛陳聯合抗日的重要。最後他被感動了，誓

言回到西安，懇求張少帥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如今萬毅已被釋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結果。

奇蹟果然出現了。萬毅的活動打破了他們各方奔走迄無頭緒的沉悶局面。過了一些時候，

陝北來電，謂已接到萬毅的信，說明張學良經他的苦諫，已答允考慮停止剿共，要求陝北從

速派人到西安去與張學良接洽。現陝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們覆電贊成這種做法，但也指出應設法多方聯絡，對張學良左右的不少複雜分子如親

日派等，應特別警惕。我們並重復向他們提供了我們以往與楊虎城有過的關係、居間拉攏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報。陝北後來幾次來電，都說明與張學良接洽的情形。他們

主要指出，張學良確有進步，真誠抗日，張的部下分新舊兩派，舊派保守，不願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與日本勾結；新派（萬毅即其中之一）對抗日極具熱忱。張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又

受蔣壓迫，現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