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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門的指示，按實際情形的需要，不在廣

州市內硬拚，何至失敗如此之慘；她更憤恨瞿秋白的兒戲暴動，毫不珍視幹部的安全。如今，

他雖然恭維她是“女英雄”，這究不足以撫慰寡婦孤兒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脫離了中共，隱

居去了。

廣州暴動失敗得如此悲慘，曾使中共內部為之震動。雖然瞿秋白中央極力誇張廣州暴動

是布林什維克的壯舉；不少同志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軍事冒險，葬送了中共在廣州工作多

年的基礎。後來斯大林也不得不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當時我除痛恨盲動主義的作

祟外，還對廣州暴動政綱中所列“殺盡一切地主豪紳”的口號，表示抗議。

廣州暴動失敗以後，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動。他們低估中共在暴動政策下所受到的打擊

和失敗在群眾中所引起的懊喪和恐懼的心情；硬說中共是愈鬥愈一強的，群眾的革命情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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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有增無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繼續高漲的。他們整理暴動的資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釋和違反

事實的宣傳。他們坐在中央，只要看見某個地方中共還有一些組織的基礎存在，就來一個暴

動計劃，命令執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兩湖暴動計劃”。此外，在上海本地，他們還是

繼續命令同志們進行一些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勾當。如有同志表示異議，就給他戴上一頂機

會主義的帽子，予以懲罰。這一切曾逼使我與瞿秋白中央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

這段時間，我所耳聞目見的是瞿秋白中央無休止的盲動行為；深覺七年來艱苦締造的中

共，會因此被摧毀掉。機構被破獲，同志被浦殺，以及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的工作受到打擊

等惡劣的訊息，紛至沓來。我們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雖極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

浦；但我仍在設想這種或那種方法，來挽救中共的危機。

我被瞿秋白等目為反中央的首腦，我的住所也被視為是機會主義者的俱樂部。和我同住

在這招待所裡的，先後有李立三、許白昊夫婦、王一知，以及劉少奇夫婦等。劉少奇夫婦是

在廣州暴動前不久，從武漢輾轉來到上海的，他們同樣被視為武漢時期的機會主義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與我同住。這段時期，到我們住所來訪問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緝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們的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