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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獲得意外的解脫。

李立三在這點上，更沉不著氣，他曾向我表示：我們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覺得共產國際現在主要是反對右傾，布哈林又是右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報告不能完全算數，今後中共的方針，與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貫作風又是好大喜功，也

愛遇事強迫命令一番，他感覺到斯大林的作風與他不謀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幹起來。這樣，

六次大會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動主義，後來竟釀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紛”。

①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全文載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

二二四頁至二四六頁）。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學的風波

共產國際得到蘇俄政府的協助，將訓練各國共產黨幹部一事，當作是一項重要工作；特

別重視訓練中共幹部。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設立了一個東方大學，訓練亞洲各

國和蘇俄境內少數民族的學生。一九二一年東方大學設立了一箇中國班，學生全是由中共選

送的黨員或團員。最早的學生為劉少奇、彭述之、羅覺、卜士奇、袁達時、任弼時、抱撲、

廖劃平等八人。此後，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續有增加，達六十餘人。蘇俄在支援國民黨時代，

又有為國民黨訓練幹部之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蘇俄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起見，

在莫斯科另設一箇中山大學，招收具有國民黨籍（包括跨黨的中共同志在內）的學生。該校

於是年成立後，學生達一千餘人，成為留俄學生會集之所。由於中國政治情況的變動，這間

大學，也就成為中國問題的主要爭論場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時，國共關係已完全破裂，共產國際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國

民黨的政策；中山大學也因之從訓練國民黨員的學校，轉化為訓練中共幹部的場所。原來這

個學校的學生多是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所保送的，其中多數是純國民黨員，也有少數的跨黨分

子。那時，這些純國民黨員，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做

苦工；剩下來的，再加上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中央所陸續選送的幾百名黨員來就讀，人數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過多數已是中共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少數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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