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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由共產國際主席團或秘書處核定。

當時的東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勢力控制之下。支援布哈林主張的人已經沒有了。任部

長的芬蘭人枯西寧是共產國際一位重要理論家，他曾擁護過布哈林的主張，當時正忙於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寧主要顧問的沙華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親信，

曾任東方部長，他之所以再度成為東方部的紅人，似是斯大林認為在反布哈林的右傾中，這

個被處罰過的左傾反對派，還有利用的價值。還有一位顧問是匈牙利籍的理論家馬加爾，曾

著過《中國農民問題》一書，強調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共產方式的說法。與官方在這方面的理

論，頗有出入。他們多不願捲入紛爭裡面去。至於任東方部之下的中國部部長的米夫，則謹

守著斯大林的立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曾目之為“官僚”。其實，在獨裁製度之下，個人雖

具天才，也是無由表現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瞿秋白獲選為共產國

際主席團的委員，兼秘書處的秘書，我則被選為候補委員及候補秘書。我們都可以經常參加

東方部的會議。尤其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更非我們到場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東方部提出了有關中共問題的意見書，主要內容是說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即將到來，因此，中共應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中共要和共產國際的其他

支部一樣，著重於反右傾的主要危險。

我覺得我應該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要讓盲動主義再抬頭，因而也提出了

與瞿秋白針鋒相對的意見書，我說明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並無立即到來的跡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慘重損失，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反被推遲了，應遵照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積極爭取群

眾，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情緒，決不可讓盲動主義復活。

此外，中共駐農民國際的代表王若飛也寫了反對瞿秋白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意見書，他

除表示中共應繼續克服盲動主義的傾向外，進而指出那些盲動主義者在農民問題上，不瞭解

反對富農的重要，反而犯著主張聯絡富農的右傾錯誤。王若飛這種見解，顯然比我更進一步，

企圖將左傾和右傾的錯誤，一股腦兒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傷腦筋。

我們為了這些不同的意見，反覆辯難，相持不下。瞿秋白誣指我認為中國革命新高潮的

到來，遙遙無時，正是右傾的思想。我則平心靜氣的答以我是維護六次大會的決議，不要毫

無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謂中國革命新高潮即將到來的主張，究竟有何根據，似應首先予以證

明。

這個爭論在東方部每週一次的會議上，都曾不斷的討論，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還是不能

作具體的解決。東方部的要人們都或多或少的表示並無充分理由來修改六次大會的決定，但

又不願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張，當瞿秋白喋喋不休的發表反右傾的高論的時候，枯西寧曾譏

諷的說：“我看中國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時有左右兩個傾向。”我當時即覺得這句話也許適用於

中國同志。一般說來，東方部的要人們不願在左傾與右傾這個問題上糾纏，大多就南京政權

佔有北京後的前途①、亞洲生產方式、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及富農等問題，作理論的闡

明與研究。

在東方部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枯西寧曾宣稱：“斯大林本人是中國問題的最高

權威，而且他對共產國際目前應予中共中央以何種補充的指示的問題，也極有興趣。”接著他

提議組織一箇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邊的中國問題

的秘書，草擬對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將東方部討論這個問題的全部記錄，統交這個三人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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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會處理。枯西寧這種作法顯然是放棄了東方部的職責，推給斯大林去直接處理，也許是他另

有苦衷。從此，東方部的會議，也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