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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際的首腦們，那時似認為代表

團與米夫兩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米夫與柏耶金究竟頗有手腕，

他們千方百計將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區委會書記請出來了。那位區委書記參加大會的事是非

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個土包子幹部，不懂外國共黨情況。從他的發言中，也表現出一種俄

共的自大作風和權力觀念。

他一開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團干預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職權。他高聲指斥中共過去犯

過的錯誤；認為俄共幫助中共布林什維克化，來訓練中國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團的意

旨行事。中共代表團出席學生大會演說，根本就是不應該的。他支援支部局的方針，認為大

多數學生的不滿是反黨行為，他徑直指出我的名字，說我被共產國際判定為右傾調和派，我

的發言，根本就不應當受到學生的信任。他的演說，曾使多數學生為之大譁。

我面對這種挑戰，非常憤慨；立即登臺答辯，我說明我實未被共產國際判定為右傾調和

派，區委書記竟將這個名詞任意的加在我的頭上。我們代表團對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張，是不

應當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區委書記是個十足的官僚，平時不知道如何領導中大這麼一間

大學的黨的工作，等到問題發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團的意見，一味的壓抑自我批評。這

樣一來，使這次大會更為之大僵特僵，隨即宣告散會了。

瞿秋白看到這樣的發展不妙，有點著慌；於是他去找那位區委書記，陳述中大事件的一

般經過，並指明俄共的一個區委書記，不宜與中共代表團站在對立的地位。那位區委書記似

也覺得他的話說得太冒失了，因此與瞿秋白成立了協議，向學生大會發表一箇中共代表團與

俄共區委會的共同宣告，用意無非表示是因言語不通，引起了一些誤會；其實彼此都關心中

大的正常發展，並無任何衝突云云。這次大會，於是由瞿秋白宣讀共同宣告，並透過一個敷

衍性質的決議，一場風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基，簡單報告那位區委書記的發言，指出他對我任意誣衊，

表示抗議。他向我聳聳肩，搖搖頭，不置可否。我對秋白態度軟弱的處理方式，雖感不滿；

但我也知道那種權力主義與官僚主義，並非中共代表團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時，我那時準

備到烏克蘭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強贊成，瞿秋白與那區委書記發表共同宣告暫時平息風

波的方針，不過我曾向秋白等宣告不願再過問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時間都用在閱讀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

教材，我都全部閱讀過，我每月領取二百五十個盧布，這個數目是當時蘇俄機關的最高薪額。

我的太太也於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別班受訓。我們夫婦的用度很省儉；

那時莫斯科物資缺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有足足三個月，我們每頓飯的菜色都只是魚類。

由於每頓吃魚、使我見著魚就討厭。因此，我將剩餘的錢，都用來買書。莫斯科所能買到的

英文政治性書刊，我大體都買著了。我雖然不會說俄語，有些俄文書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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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看得懂；所以俄文書刊也買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擬到列寧學院旁聽，以期加

深學習，並避免參預共產國際的會議與鬥爭。

我沒有將我要到列寧學院旁聽的事，通知共產國際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寧學院院長季

諾桑諾娃。她是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諾史諾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個老布林什維克，

看來是和藹慈祥的中年婦人。我向她要求準我參加該學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學生一樣的經常

上課；但我說明我係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之一，不擬參加該學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

受了我的要求。當時列寧學院的正式學生，不僅要參加學習課程，還要編入學院支部局，接

受黨的訓練。因此，我只能算是旁聽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