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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辦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裡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
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
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
敵後遊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瞭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只想使
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裝點門面(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歷
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只
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瞭解
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
的革命觀念、遊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
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志丹之弟
劉景範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
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制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後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
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只存在一些遊擊
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只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
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歷來都是一團糟。沒
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只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
致,徵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佔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
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
而來,陝北北面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歷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
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徵收
過境稅和出口稅,此外中共沒收來的和徵發來的鴉片掃數出口。至於其他商業稅的收入就少
得可憐了。大約在西安事變後邊區政府才在三邊一帶禁種鴉片,而且抗戰爆發後,山西成為
中共的友鄰,怎好意思再把鴉片煙推銷到山西去。邊區的財政收入,因而大減,非急謀補救
不可。
徵收救國公糧法規的制定,便是建立財政基礎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據陝北及其他蘇區以
往徵糧辦法,擬具這個法規草案。詳細規定,我已不能記憶,其要點大概是:凡各農戶收成
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徵;超過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過部分之多寡,用累進法徵收
救國公糧。一個富裕的中農,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約徵收百分之二十,至於地主
富農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徵收額約為百分之四十。獎勵農民按糧價摺合現金繳交,
這樣可以免除農民運送糧食的勞力。各縣職員薪金,如遇現金不足時,則改發糧食。各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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