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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們和學生們，有時來陪我散步和漫談，四方面軍的幹部，也常成群的來探望我。我下山上

課的時候，也常有人圍著我談天。我當時的原則是，遇著黨內問題，就只笑而不答。

由於大批各地前進學生湧到，多數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那時已使整個延安的氣氛為之

一變。他們帶來各大城市的訊息，開展了在延安的那些遊擊英雄們的境界。人們無論在接談

中、文化娛樂中，以及公共活動中，再也不談那些長征的單調故事，一切都以抗日為主題了。

各地社會狀況，也漸為人們所知曉，外來的影響日甚一日。中共少數白區地下工作人員，如

劉少奇等，秘密來到延安，更使中共巨頭們直接受到影響。

劉少奇與四月間由白區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很長的書面報告，他描述各地抗日運

動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領導方面太沒有力量，中共的白區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著左傾的錯誤。在他看來，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

政策和領導工農群眾的政策，便已左傾多於右傾。後來在蘇維埃時代，更犯著嚴重的左傾錯

誤，以致抹殺了日本滅亡中國的危險。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從實際上迅速轉變過來。

劉少奇這個萬言報告書，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張聞天等那些留俄派，認為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張，因為劉少奇竟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傾錯誤，這無疑是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洗刷，而且否定了整個蘇維埃運動。他們指責這種主張是反共產國際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著張國燾思想的影響。甚至有人說，劉少奇比張國燾還要壞。

劉少奇當時態度極為謹慎，避不與我接觸，以免沾染上反黨的張國燾路線的嫌疑。我從

不到延安城去，更沒有參加討論劉少奇主張的會議，不願重新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毛澤東

似比那些留俄派老於世故，他和劉少奇較為友善，覺得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極

力幹旋，調解劉少奇與張聞天等人間的意見衝突。

此外，劉講話的時機，似也較恰當。中共中央正在採取退讓的步驟，接受國民黨提出的

投降條件。人們覺得如果在這時反對劉少奇所提出的意見，未免難於自圓其說。結果，在中

共政治局的會議上，劉少奇雖受到張聞天等人的批評，但因獲得毛澤東的支援，反而得以參

加政治局為委員，並負責指導整個白區黨的工作。這是毛劉在政治上合作的開始，後來，他

們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開展了反對米夫派的整風運動。

中共渡過它的極危險時期，實在幸運。它接受了國民黨所要求的投誠條件之後，國民黨

果然並未嚴格執行，而中共在宣傳上，反著著佔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時期

任務》的報告。其中第六段說明：“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如果前一階

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④毛澤東的這番話是表

示國共間的和平已經實現了，現在是中共向國民黨爭取民主的時候了。

當時延安上空的陰霾在逐漸消散，人們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戰三個口號之下活躍。中共中

央正在具體的研討如何促進國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寫了一篇評論國民黨憲法草案的文章，

主張放寬民主自由尺度。同時，周恩來在南京牯嶺一帶，也要求共產黨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間

國民黨所召集的國民代表會議。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圖使中共能成為一合法的政黨。

①　抗日軍政大學，在保安時原為紅軍學校，遷到延安後，始正式定名為抗日軍政大學，分設有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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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部門：（一）紅軍幹部班；（二）由國民黨區來的抗日青年訓練班；（三）專業訓練班，如汽車、通訊、工程、

衛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該校紅軍幹部班的學生，大約超過八百人，由紅四方面軍來的幹部，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