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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
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
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與此可見中共公表檔案,所謂本人當
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
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
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
策之執行,仍系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
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
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
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
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衊,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
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
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事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
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
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國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赤
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
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
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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