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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蒐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

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

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只得說，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志們說過些甚麼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

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志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

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志面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

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

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

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

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於是他們進一步有

企圖在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中，多找些張國燾領導破產的“罪證”，但他們這些努力，不僅徒

勞無功，反引起復雜的爭辯。這些爭辯顯然不利於毛澤東、張聞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們就來個武斷的辦法，肯定張國燾的“罪過”是分裂中共中央，羅織了所謂反黨反中央

的極端“罪狀”。這些“罪狀”據稱是源出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

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因為“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他們以為用這個簡單的

邏輯就可以掩蓋一切。

張國燾“罪名”要點，既已確定，因此鬥爭的重點，就轉為爭取四方面軍幹部的支援。

鬥爭專家們大聲疾呼，四方面軍的幹部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檢討過去的錯誤，再不要受

張某人的影響，堅持錯誤下去了。但這個號召並未發生良好效果，因為有很多幹部，主張要

檢討錯誤，應當是全面檢討，而不應該片面檢討。說穿了，就是要檢討毛澤東等所領導的中

央是否也有錯誤。

這樣一來，鬥爭就轉入到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著一群鬥爭打手，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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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或者個別實行向四方面軍幹部展開鬥爭。他們盛氣凌人的審問被鬥爭的人，問些毫無道理的

問題：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姦過婦女嗎？”“說過甚麼反中央的

話或做過甚麼反中央的　事嗎？”等等。

這樣的鬥爭方式，可說極具侮辱性，與當時國民黨審訊“共匪”毫無差別；曾引起四方

面軍幹部極大反感。被鬥爭者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是不可冒犯的紅軍戰士，決不願答覆這

一類問題；有些聲言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於中共，決不承認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並沒有令毛澤東及其爪牙們有所覺悟。終於引起了“抗

大”內部大多數學生們的鼓譟。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原四方面軍的高階幹部，領導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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