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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對於譚平山向國民政府提出辭去農政部長的辭呈，

認為太過軟弱，表示不滿，也有過指責。這件事，也許就促發了他單獨行動的決心。南昌暴

動的前夕，他的言詞和態度都不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內，他把我視為中共中央的正

統，一股怨氣曾向我發洩過。他所提出的暴動宣言有許多不妥之處，須我代他修改，他曾橫

加阻止，並很不客氣的指責我企圖包辦。可是他這種露骨的表示，不僅沒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援，反而引起過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動發動後，譚平山被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而且賀龍是他提攜起來

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領導，透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

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們對他的不夠熱忱，更沒

有人高興去捧他。當他想到處境甚危，不易獲致成功，不應露骨反對中共中央的時候，也曾

主動企圖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關係，對外也曾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幹部都不相信他能夠成為對內對外的重心。

當時葉賀這一支暴動軍隊，不待說，是極需一面政治旗幟的，對內需要團結和鼓勵軍心，

對外需要有響亮的發言和號召。這點我也曾向我的戰友們提起過，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南昌暴動沒有得力的發言人，這就使中共的領導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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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是可以負起政治領導責任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多

談政治問題，甚至很少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即使舉行會議，也沒有討論過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員會屬下參謀團主任的周恩來，一心注意軍事問題，大概他是以獲致軍事勝利，使

這支暴動軍能在廣東東江地區立下腳根為第一要義。也許他以為一切要等到軍事勝利後再說，

如果過早奢談政治領導，不是空論，便是自討麻煩。多數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與周

恩來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強調暴動是天經地義，誰要是懷疑或提出異議，誰就是動

搖和不夠堅決。這種不計成敗的唯心觀點，也就是盲動主義的根源。

我當時的處境相當尷尬，也有些無能為力之感。我是應當返回漢口中央去覆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無法成行，惟有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