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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戰。因此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愛。他愛護他的袍

澤，不分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他曾明白表示，第四軍將保護中井黨員，在武漢分共的緊

急關頭，他表明擁護汪精衛，並因此與仍然主張容共的鄧演達疏遠下去。這似是時勢所迫，

不得不贊成和平分共，但反對或不願縱容那種殺害共黨的行為，因強調保護之說。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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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衛雖標榜和平反共，人們都覺得和平其名，縱容殺害則為其實。因而人們紛紛猜測張氏究竟

會追隨汪精衛到甚麼地步。當時與張氏關係較密的俄顧問們，如加侖將軍，即對這位難得的

革命軍人頗為信任，認為中共可以而且應該與之保持友誼，不應彼此鬧翻。

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等所策劃的南昌起事，是由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周士第的獨立

團從四軍系統中分裂出來為骨幹的，這就意味著與張發奎氏直接衝突。周恩來所持的先發制

人之說，也是不計成敗，不顧後果的孤注一擲，挺而走險的做法。加侖將軍對之雖沒有正面

反對，但他總覺得與張發奎氏所統率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回廣東，或進一步實行所謂“南伐”

⒀，勝算將會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對於加侖的意見也從未反對過，只對能否實現一點頗有疑

問，並認為葉挺等部能和整個四軍一同返粵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減輕與張發

奎氏的衝突更好），束手待斃，將是下策。這就是南昌暴動一觸即發時，加侖將軍還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張發奎的整個第四軍一同返粵的由來。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立即提出了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在漢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佈置的秘密寓所內，他告訴我鮑羅庭可以經過馮玉祥的西北區回莫斯科去，

共產國際派了一位新代表來，名叫羅明那滋，一兩天內就要到達。據羅鮑庭告訴他，羅明那

滋是少共國際出身，不懂中國情形，素以左傾著稱，要我們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著瞿秋白又表示他這幾天在廬山與鮑羅庭冷靜的研討，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

問題要有交代。中共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

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斯基派攻擊斯

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後能夠領導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

瞿秋白更具體的表示，如果這一失敗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

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

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

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他還告訴我，鮑羅

庭希望他和我能繼續領導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論的研究，要我主持實際工作。

瞿秋白這些話引起了我極大的反感。我覺得在這個緊急關頭，不去實際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卻在責任問題上勾心鬥角，未免太不成話。因而我向他憤怒表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

這次失敗的主因，不真誠的去檢討，反而推卸失敗責任，是不足為訓的。中共中央全體本應

負聯帶的責任，如果我們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將被一般同志們視為違背道

義，那裡還有甚麼威信來繼續領導。

我們就這一問題作竟夕之談，除了大事發洩積憤外，今後究竟怎樣辦是急待解決的大事。

我確是顯得激動，大有不再理會共產國際，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則較為冷靜，往往乘

機提出些難題，指出我們力不從心，不可能脫離或疏遠共產國際。秋白強調他和鮑羅庭的協

議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於道義。我則不以為然，主張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