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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我們多持冷漠和觀望的態度，敵探的活動更是防不勝防，敵人

的便衣隊便襲擊過汕頭的公安局。

敵軍徐景唐、黃紹雄、任庭颺等部佔住了潮汕西面湯坑一帶險要陣地，企圖居高臨下，

俯擊我軍。我軍正向湯坑前線集結，準備決戰。我們覺得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戰役，大家忙

著供應前線。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須俟這一戰役的勝敗而定。

不兩天，張太雷奉著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的到來，最初被視為是海外

來的救星，令人興奮，但我們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

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

會合那裡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這是一件影響我們今後行動的大事。我們現在掛的招牌

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有一套合乎這個名稱的政綱，我們的軍隊正與敵軍對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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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發生激戰。在此緊急關頭，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綱，如何讓軍隊脫離火線等具體步驟，才能切

合時宜，都是要煞費考慮的，而代表中央的張太雷也無法解決這些難題。

張太雷也曾隱隱約約的說到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及其以後的情況。他告訴我們，中共中央

早遷回上海，由瞿秋白負責，他自己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廣東區委書記。此次中央

又賦予他全權來指導我們工作。而我們這些主持南昌暴動的首腦們，則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

地位，譚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周恩來和我降為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他雖沒有明說我們被判為機會主義，但我們既受如是的處分，也不難推知瞿秋白中央對我們

的看法的梗概了。

於是我們一致推張太雷負起這裡的領導責任，但他卻不肯接受，他不肯擔任前敵委員會

書記的名義，也不肯經行領導，因為他就要趕去廣州，執行區委書記職務。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軍離開時，遭受敵人的打擊。他還傳達中央的

命令說：“張國燾李立三應即回上海去，與中央商定今後政策，這裡的事由周恩來負責處理；

譚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之後，也應離開這裡。”我曾質問他：“這不是丟掉

軍隊散夥嗎？”但他說：“八七會議後的中央命令是要嚴格執行的。”這一切使我們覺得中共

中央對南昌暴動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謂蘇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來鑑於這件事難於處理，因以前線緊急為理由，趕往指揮作戰去了。他行前曾向張

太雷說明，這些事是要從長計議的。我軍如果要移到海陸豐去，也要先擊潰湯坑的敵軍，一

切變更都要在這次戰役之後，才能實施。張太雷看見事勢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與張太

雷懇談，向他委婉說到南昌暴動的前夕，只注重反機會主義的羅明那滋，要我根據共產國際

的指示，停止這一暴動的舉行，但為在南昌的全體同志所反對，可為殷鑑。這次他的態度仍

沒有著重現實的領導，大概又是以反機會主義為主題在做文章。如果，我們不對準敵人，只

是澆些反機會主義的冷水而將這股本錢丟了，那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不如依據現有的局面，

逐漸改變，譬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就須考慮周詳的，而且在戰事緊急中，

如果採取激烈的改變步驟，無異是拆自己的臺。

瞿秋白從中央透過張太雷的手，對我們所澆的這瓢冷水，對當時的人心士氣以及這一戰

役的失敗，究竟有過多大的影響，固然不能精確估計。但至少我們這些負責人確是因此大傷

腦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為戰鬥努力，則是事實。我對此一直引以為憾。我覺得當時中

央應以全力協助我們爭取南昌暴動的勝利，不應當這樣胡鬧。不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

名義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譚平山個人來說，他既成為這次暴動的旗幟，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換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