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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反應》頁一六七～一九四，便頗值一讀。也頗能發人深思。）

再者，那時剛練習「親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對宮牆之外的世界，原不太瞭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響之下，也成為主戰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當時大清帝國的基本問題，都紮根於宮牆之內。宮牆之內的問題不解決，則宮牆之外的任何維新變法，都是膚淺的、治標的。萬歲爺尚在童稚之年，見不及此。他插身其間，便慢慢地形成一個以翁同龢為中心的「帝黨」。而帝黨的主要政敵，便是那以李鴻章為首的「後黨」。帝后之間傾軋起來，倒黴的便是國家和人民了。當時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較高雅的「順口溜」（和今天一樣），說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就指的是這個帝后與翁李之爭。李鴻章自知其陸海軍的無能，不敢輕言對日作戰。朝鮮問題發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國主義的俄英兩國出面調解。後黨的李鴻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翁同龢便愈是堅強主戰。在這一情況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軍既是世界八強之一，打不過紅毛番，至少打得過東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沒有李宰相那樣儒怯。東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闆要打，男夥計怎能抗命，王家儉、王爾敏兩教授對老李都頗有正論。

在帝黨方面，那個小學還未結業的小皇帝，其主戰卻不在師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師。他對老官僚李鴻章的畏首畏尾。則大不以為然。老師的話就益發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爭，還多一層個人恩怨。

原來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淮軍奉命增援蘇杭。這批只想「頂子紅」不怕「頸子紅」的陳勝、吳廣，一旦打入「天堂」，豬八戒游上海，亂來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時受禍最深的當然便是蘇常一帶的地主豪紳了。

但是這批地主豪紳，原都在長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長毛又豈是省油燈？——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特性吧！對統治者自會拍馬溜鬚。因此這些地主豪紳，對長毛也是歌功頌德的。這種「德政碑」縱遲至今日，仍有聳立街頭者。碑上題名自然都是各地的頭面人物，工農不與焉。可是一旦長毛革命政權崩潰，這些碑上留名的頭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諜」之嫌了。由於「通匪」或「匪諜」案子而被警總抄了家，你又能到哪裡去「按鈴控告」呢？倒了長毛，發了淮勇（湘勇），倒黴當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閥閱之家和他們的宗親至戚了。但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訴。這樣反應到朝廷裡去，就變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結了——翁師傅對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所以近百年來，日寇之謀我，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在我們抗日陣營裡，便不那麼單純了。對最上層的領袖們來說，「抗日」往往變成個政治皮球，讓他們踢來踢去。

今日青壯年讀者們哪知其詳？然吾輩老頭過來人，回首當年，固知除我輩當時青少年的學生和軍人，喊口號出諸肺腑之外，有幾個官僚政客黨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後來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張少帥」，有幾個喊抗日口號，不是為著「倒蔣」（或搗蔣）？——出難題讓老蔣過不去呢！「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陳布雷有名的八股鉅著）；先亡老蔣，讓大家都出口氣再說。

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來背其黑鍋了——打敗仗，反正是老李一個人的責任！

何以造成了這種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轉型期的末世社會，沒個規矩繩墨之可言。再說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蔣也不是好東西。他們縱橫捭闔、抓權攬位；享榮華、受富貴；扶植死黨、包辦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蔣二人的人緣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淚。冰心女士譽周為「二十世紀第一完人」，固嫌過分；我的一些朋友們，罵周有「妾婦之行」，也是太偏了點。周公逝世時，筆者亦曾有詩悼之曰：「豈憂邦國成孤憤？究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婦之行，為的是保護千百位無辜人士的身家性命，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億萬生靈，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血肉之軀，捨身而飼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無虧，小節出入可也。」則史家臧否時賢，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評」。我們對那「自有是非」的社會「公論」（public opinion），也應該在考慮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脫稿於臺北南港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