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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提了。——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一八九五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藝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試問後來國、共兩黨的高幹，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宋慶，亦各捐數千元。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裡，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後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裡也說「康祖詒狂甚」。

一個氣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敵和自我孤立的，何況在那紅頂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習的首都北京。康氏鋒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慶瀾就揚言要點名參劾了。康氏是個具有殉道者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麼「參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卻勸他暫時離開北京，到上海去另開局面——上海本來也是他們計劃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康有為於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援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