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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出漢江口，即見日本鋼質巡洋艦三艘取勢而來。這三艘日艦分別是：

吉野（重四一五〇噸、兩吋裝甲、六吋速射炮四尊、四點七吋速射炮八尊、魚雷發射管五條、時速二十三浬）

浪速（重三六五〇噸、不同口徑速射炮八尊、魚雷發射管四條、時速一八點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噸、不同口徑速射炮十三尊、魚雷管四條、時速十九浬）

按國際慣例，在非戰爭時期兩國艦艇在公海相遇，禮應相對鳴炮或鳴笛「互敬」（exchange　salute）。然此次日艦取勢而來，方管帶立見其來意非善，即下令備戰。果然日艦駛近萬碼時，吉野突發號炮一響，三艦乃直撲濟遠；速射炮彈如雨下。我艦倉卒應戰，然優劣勢殊，眾寡不敵，勝負立見。

當炮戰初起時，管帶方伯謙、大副沈壽昌（上海人）正並立於主桅之端的望臺上，指揮反擊。瞬間沈大副頭部直接中彈，腦漿進裂，濺染方氏衣裳。立於前桅望臺之二副柯建章亦為敵彈擊中，胸腹洞穿。斯時艦上將士亦傷亡枕藉，計陣亡十三人，傷者四十餘人，一艦皆血。然我將士並未停止拚搏．一小時之糾纏，我艦連發四十餘炮。日艦浪速竟為我連續擊中而傾斜失速！

在此一小時拚搏之中，慢說我濟遠以一船敵三艦，縱是以一敵一，我艦亦非其對手。我廣乙船太小，自始即難參戰反擊，在倉卒脫離戰場時，終於擱淺自焚。濟遠官兵自知亦難久戰，據說曾詐懸白旗，衝出包圍圈向西南逃避。日艦吉野鼓浪追之，竟為濟遠尾炮擊中要害，死傷枕藉，濟遠終能逃出沉沒之厄運。（見下節有關方之評論）

當濟遠向西南疾駛時，適遇我增援赴韓之運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輪「高升號」，正運盛軍淮勇九百五十人，駛向牙山。濟遠乃以旗語通知，囑其立即轉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輪，時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終為敵艦追及，迫令下錨停駛。隨高升而來之我炮艇「操江號」（重六四〇噸）遂為敵艦所擄。

高升被迫停輪之後，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長隨日艦駛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華軍為俘虜。英船長被迫聽命，而艦上我軍不從，蓋中日並未開戰，日本豈可於公海之上竊輪索贖呢！我船上將士則強迫船長駛返大沽。在雙方僵持期間，日艦忽升紅旗，通知高升號上之西人「離船」。旋即對高升發炮，我軍亦據船以步槍還擊。然時不旋踵，高升號即傾斜沉沒。我將士遍浮海上，泅遁無所，日艦竟以機槍向浮沉之人群掃射。槍聲軋軋之下，白浪皆赤，浮屍蔽海。日艦乃挾我操江，掉頭不顧而去。

斯役也，敵人系以間諜探得我軍運兵情報，蓄意「偷襲」而來，志在必得。蓋其時日軍主帥伊東佑亨，副帥東鄉平八郎，皆在軍中，見其決策之堅定也。

此役亦系敵我兩國，新建現代海軍之處女戰。初試鋒鏑，雙方之優劣畢露，而敵人之殘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殺」而後始為世人所知也。

李鴻章論敵我優劣

高升號沉沒訊息傳入北京之後，舉朝大譁。眾議均以我海軍亦有鐵甲多艘，運兵增援，為何不派充足艦艇護送，致有此失？損兵折將，實因我海軍將領，尤其是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之所致。光緒帝盛怒之下，其後竟將丁汝昌「革職留任」，要他「戴罪圖功」。主戰廷臣翁同龢、李鴻藻與慶親王奕劻等，甚至奏請連李鴻章亦一道撤職。東事由朝廷直接指揮。不幸的是李鴻章那時卻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來」，是一個無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雖是全朝公敵，實際責任還非由他一人擔任不可，尤其是日軍在韓，此時正得寸進尺。攻佔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後，已進窺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於八月一日與日本同時「宣戰」。宣戰之後，清廷一面增調大軍，進援平壤；一面嚴令北洋艦隊向黃海出擊，與倭艦決戰。這時丁汝昌亦因屢遭委屈，受氣已多，亦迭向鴻章陳情：不顧生死，出海與倭人一拚。然鴻章老謀深算，知彼知己，終不忍將數十年撫育的寵物，負氣一擲。他一面仍嚴令汝昌，不許輕意出海覓戰；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陳海軍不應輕擲之道。這篇有血有肉、情辭懇切的密奏，光緒讀之，亦為之動容。筆者不學，竊思我們讀者作者，亦有細讀的價值，謹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汐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