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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裡，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於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於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階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頂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於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

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黷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　（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屬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 （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伊東此函作於一八九五年陽曆一月二十三日。十天之後（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痺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　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閎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梁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

五、解剖康有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舊佈新，作「緩進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為並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觀察、成熟的理論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張變法改制者如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認識。但是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並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以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冊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這場長程「接力賽」中，第一個「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將。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個廣東佬孫中山，來接棒跑其「第三段」——那個「急進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孫中山「建立民國」以後，問題仍是一籮筐，無法解決，才由胡適來接棒，跑其「第四段」——那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文化革命階段。此是後話。續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話說回頭。在清末搞「緩進派」政治現代化——其實是「政治西化」（更正確一點的說，則是仿效「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為什麼輪到康、梁師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