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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來，那就是個文化融合的問題了。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個社會里同時流行。就要發生社會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發生嚴重的代溝。要使這兩種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這兩個泥菩薩，再揉成兩個泥菩薩，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當時中國老百姓之所以拒絕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時的中國社會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關係，而是水和油的關係。二者是融合不起來的。

須知任何宗教都是從一個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來的；然後再以此民族文化為基礎，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滲透傳播。基督教原是發源於猶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釘上十宇架時，他也不知道他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個開明改革派的「猶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後，那些尊師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國儒家則叫做「仲尼之徒」），保羅、彼得之輩受不了猶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歐非兩洲的異族之中鑽隙發展；歷盡異端迫害，終於篡奪了東西羅馬的政權，成為獨霸歐洲的宗教。在北非，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黑色基督大國的亞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在歐非兩洲分別傳播的基督教雖截然有別。——在歐洲的教義內，「上帝」是沒有形像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會內，「上帝」則有個人形塑像，也和佛道兩教寺觀之內的雕像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洪秀全在夢中所見到的紅臉金須的「天父皇上帝」，原是《舊約聖經》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國當年的新教傳教士羅孝全，不承認洪秀全的上帝，實在是他神學史未搞通而少見多怪。但是不論歐非兩派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同出於最早期基督使徒之傳播則一也。

可是基督教卻與中國文明風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絲路」東來。但是它除留下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歷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響就更談不到了。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世。這時的中國把那些傳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這批「耶穌會士」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在當時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們覺得當時的歐洲在政治管理、社會道德、經濟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傳教士書簡中，真是眾口交贊——　甚至是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所以他們東來所走的路，不是「單線街道」（one…way street）。中國文明之西傳，他們也是功不可沒的。這些耶穌會士當年所搞的是一種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他們要修正他們自己的教義，來配合中國的儒家道統，截長補短、採精取華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紀之間，他們的教廷卻愈走愈教條化；而中國宮廷之內的政爭也把他們無端捲入。因此這場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結合，就無疾而終了。

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耶穌會士絕代後百餘年，十九世紀中期歐美傳教士又接踵而來。時隔百餘年，雙方環境都完全變了樣。這時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無能，社會貧窮髒亂，公私道德也全部破產，真是人不像人，國不像國。而這時的歐美國家卻正如日出東山，朝氣勃勃。縱是在他們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的各國租界，都遠比中國境內要高明得多。

在這個尖銳的對比之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就沒有當年耶穌會士那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了。這時的傳教士也不是像當年的耶穌會士那樣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他們很多都是《聖經》之外別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有許多更是由鄉曲小教堂籌款，把他們送到海外的落後地區傳教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認為他們傳教的物件是一種遍身罪惡、滿身傳染病而無文化的異端。這種異端蠻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盤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從西方東來的基督徒傳教士的作風，簡直是南轅北轍。前者所做的是兩個對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後者則是一邊倒——中國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而全盤基督化，也就是「全盤西化」。他們實在都是「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當然那時中國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