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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

舉一、兩件孫文獨斷獨行的小例子，便可見其餘：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以後，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真空狀態，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46）。袁世凱當時是國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貿然拒絕，只有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當時身任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身分的顧維鈞，暗中洩密，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奧援，甚或干涉（47）。

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心沸騰，甚至遠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學生也鬧起愛國情緒，集會喧囂，主張對日作戰，使那火氣不大的胡適曾為之寫了英文信，勸大家安心向學（48）。這時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國民黨領袖們，如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併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對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國際間爭取援助——這些都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的襟懷與器度（49）。誰知在這種情況下，曾做過革命黨最高領導人和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竟不顧民族利益，與日本侵略主義者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之「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

事緣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組參戰內閣；大隈與日本政客犬養毅為故交，而犬養毅又為中山舊友。中山乃因犬養之介與大隈接觸，並於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維大隈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勸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50）。

此時孫氏在野，國民黨人四散，中山所許雖重，究系空頭支票，顯未受大隈之重視。然說者有以孫文主動提出中國主權之出讓，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孫氏之密函既未受大隈之重視，中山乃於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當「二十一條」正在提出之時，再度密函大隈內閣之外務部政務局長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並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內容。孫之所允者，較之「二十一條」之內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51）。

以上所述中山與日本侵略集團之暗中往還，為今日日本政府舊檔案中所查出者，至於已失之檔案，或不見諸文字之交往，恐猶不止此也。孫文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最受各政黨、各社會階層，及當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領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蓋有三端：

1、孫、袁二氏俱對議會政治絕望，認為非個人獨裁不能起民於水火；

2、政治獨裁，二人均有「非餘不可」之心，為國為民而不擇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國，孫之在一黨，已形成「擁有無限制權力」之領袖。權力無限而濫用之者。袁、孫二氏殊途同歸而已（52）。

「護國」與「護法」運動的史實與是非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氏突背叛民國搞起「帝制」來，因此惹起全國各界的反帝「護國」熱潮。在此護國運動中，中山再次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接濟達一百四十餘萬元（摺合當時美金約七十萬元）（53）。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本是義正辭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擴張主義的核心——日本軍部別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在袁世凱帝制失敗暴卒之後，孫文又捲入一個鬧成南北大分裂的「護法運動」——自此以後，中國就一直維持了南北兩個政府，無法統一以至於今日（54）。

「護法運動」的起因是這樣的。袁氏撤銷帝制繼之以暴卒之後，北京恢復了民國元年老國會，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憲法繼任大總統。此時適值歐戰正烈，美國由於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而捲入歐戰，並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

中國是否應該隨同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呢？中國學術界、輿論界、國會議員、各政團，乃至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都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的焦點，有的是出於意識形態，有的是由於政治利害，也有少數人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或以之為籍口。這種爭論在民間的問題不大，在國會里也不太嚴重，但是鬧成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府院之爭」，問題就不易解決了（55）。

黎元洪是依憲法當選的副總統，遞補為大總統。在那個干戈擾攘、法制蕩然的時代，他是沒有太多實際權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