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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由副館長升任館長。——這就是今日聞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圖書館之一的「北京圖書館」的前身，而袁同禮則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實際負責人。該館其後時歷三朝，名稱數易，然其「現代化」管理之確立實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國的。

有人或許要問：袁氏之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不是還有個最有名的館長，毛澤東的上司李大釗嗎？答曰：李大釗是搞新聞出身的。他是個革命家、思想家、學者教授。他對《隋書？經籍志》、《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等傳統目錄學，可能如數家珍（這也不容易啊！），可是對西式目錄學，和現代圖書管理學，他就是一竅不通的老學究了！

現代「圖書管理學」（library　science）和現代「商業管理學」（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樣，是一樁學理結合實際，極其深奧的現時代的管理科學。在這一行道里，所謂「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進入「超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　Age）。吃這行飯的，縱在袁同禮時代，外行已經不能領導內行了。

在袁同禮時代的中國，有高度現代化訓練的「職業圖書管理人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單純「技術人員」（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機緣能進入本行最高行政階層而一展所長的，袁氏之外，實難找第二人了。——在上選諸人中，我特提出蔣復璁先生。餘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訪「國立中央圖書館」，亦見前賢苦心孤詣之遺規。臺灣今日如少此一館，則今日臺灣又成什麼個島呢？——緬懷先賢瑜亮，實有餘慨。

引進「服務觀念」和服務科技

但是話說回頭，袁公對我國的目錄學、圖書管理學，乃至資訊學的具體貢獻，又在何處呢？

答曰：胡適之先生以前不是強調，他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方法和目的，是引進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嗎？適之先生是位啟蒙大師和思想家，他只能講一些抽象理論。至於怎樣化「抽象理論」為「具體事實」，那就千頭萬緒，要靠各行各業的實行家，來採取實際行動了。上述袁蔣二公就是他們那一行裡的始作俑者的實行家、帶頭人。長話短說，我們也不妨試加歸納如後：

第一是「觀念轉型」。因為吾國吾民在三千年的專制傳統的浸淫之下，早把國營事業都辦成大小不同的「衙門」。高階領導全是「官」，低階工作人員全是「吏」。連工友雜役，都是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皂隸」．——此風至今不衰。君不見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國營百貨商店中的男女售貨員，他們哪裡是對顧客服務呢？他們只是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的傳統衙門中的小衙役、小「皂隸」而已。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怪不得他們。一位北京老教授嘆息地告訴我說：「要把我們的bureaucracy（衙門），轉變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務機構），大致還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計，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說，我國近代史上轉型期的「歷史三峽」，可能要延長兩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們大致才能安全出峽。袁同禮、蔣復璁的時代，當然仍在峽中，但是他們卻是致力於轉型的帶頭人。所以國立圖書館實是我國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國人自己主持的「國營服務企業」。

【附註】其他如郵局、海關、鐵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為奠基的。美國的國營服務企業如國家公園和公立圖書館等等，其服務之周到是舉世無雙的。相形之下，我們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進西方學理和制度」。袁氏終身事業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完備的圖書館），也終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而把先進的「國會圖書館編目學」（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進中國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進並突破西方先進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圖書和檔案管理這門學問中，首先引進照相技術，和根據西方學理，實行中文索引和編目的，恐怕也是從袁氏主持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開始的。——北伐期間，時任總司令部機要科科長的陳立夫先生，為掌握堆積如山的機要文電，他也「發明」了一套「分類」和「索引」系統，頗為總司令蔣公所激賞，而大有功於革命。其實陳氏以礦冶工程師，大材小用，而去發明「分類」、「索引」、「引得」（index的漢語音譯）一類的雕蟲小技者，實是革命期中，軍事與學術完全脫鉤的關係。他那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