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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也就隨之而來。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凡與這一宇宙觀牴觸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蠻」（barbarian），就是「異端」（heresy或paganism）。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這個地球就是「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　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鴉片毒販所衝開。那宗老弱無力而昏聵自大的「漢族中心主義」，就和來勢洶洶而新興的「歐洲中心主義」短兵相接了。

向「歐洲中心主義」逐步讓位

眾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經接觸，我們那經歷兩千年無勁敵的「漢族中心主義」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不斷讓位史。——也就是由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向現代歐洲的社會模式讓位的「轉型史」。

有許多現代史家，為顧全我民族的尊嚴（其實只是面子），乃把這段歷史美其名曰「中國現代化運動史」。其實「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與西化運動本是一個銅元的兩面。「西化」就是「現代化」啊！

在這歷時八十年的「西化」過程中，我們首先向西方讓位的是以「船炮」開始的科技西化。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之謂也。在這項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最起勁，工作最有成績，失敗也最慘的，要算是李鴻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軍」了。

可是縱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務、有學識、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看出科技現代化而沒有政治現代化相配合是徒勞無功的。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張之洞畢竟是個做事謹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雖早已看出「西藝（科技）非要、西政為要」，他卻不願挺身而出，大力謀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張小二十一歲的康有為遠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顧一切，直接向皇帝寫信，呼籲變法改制了。

早年的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雖然也是個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變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經看出舊瓶不能裝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推翻滿清專制，徹頭徹尾，重新來過。

在清末這三位政改專家是一個比一個激烈的；一個比一個徹底的。也可說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讓步，愈讓愈多。到孫中山名下，簡直就變成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徹底轉型了。

但是他們三位先哲卻拖著一條共同的尾巴——他們都不願和這個古老的「漢族中心主義」一刀兩斷；而偏要婆婆媽媽地來個藕斷絲連。

張之洞搞的是「中學為體」，不必談了。康有為鼓吹的分明是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他卻偏要搬出傳統的「今文經學」作陪襯，以表示他所致力的「變法改制」，是「為往聖繼絕學」，不是以夷變夏。

孫中山本是領導我們搞政治全盤西化的華盛頓，但是他老來也偏要自認是「承繼文武周公的道統」。什麼是文武周公的道統呢？三綱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貴賤有別？士農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這樣承繼下去，哪還有什麼「民國」呢？

凡此並不是表示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徹底。天下並沒有什麼「徹底的思想家」；甚至沒個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們都是他們自己時代的發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輩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對西方模式的讓步還沒有讓到最後階段。衰勢文化對優勢文化的讓步，原是步步為營的，能不讓就不讓。它不被逼到山窮水盡、渣滓全銷、無懈可擊之時，它這個「對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兒。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彈的。

「對立」、「統一」和「階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爾和恩格斯辯證法上的術語，一個「正」（統一，thesis）向一個「反」（對立面，antithesis）加壓力，這個「反」只有到無懈可擊之時，它才能發出有效的反彈，與「正」重行組合以產生一個「新的統一」（合，synthesis）來。

再舉個最具體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學最為激進的思想家康有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漢族中心主義」和孔孟道統之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