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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統」和「主席」們，還照樣變不了呢！

再者，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質變」——尤其是像咱們中國這個有二三千年未變的古老大帝國——也非一人一代，便可「畢其功於一役」的「突變」。它是「緩慢」的，經驗「累積」的，分「階段」前進的「漸變」。窮則變，變則通。其程式是迂迴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後才能摸索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後才能在世界政壇上和「先進國家」輪流坐莊，創造一個「超西方」（Post…Western）、「超現代」（Post…Modern）的局面來。

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期來替天行道的洪楊諸賢，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換制」之識。恕我再重複一句，縱使他們具有（如後來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換制之識），他們也沒有搞「換制」的機運。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與機運之聯合產兒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無「機運」，則哲學家之幻想也；紙上談兵也。「機運」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變成「先知先覺」的烈士。我國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萬千。臺灣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應該有的「機運」，時間差距，不過二十年耳。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今日大陸上，養尊處優於中南海深宮之內的「八老」，「可能」就屬於此類。筆者此處對「八老」的評價，只敢用「可能」（英文裡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將來歷史的演變，和史家對他們作正面的評價，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膽月旦之者，卻也是根據一項歷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則為六四「天安門事變」，在今後歷史書內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後，則歷史家又怎樣去安插「八老」呢？故筆者不待蓍龜而斗膽先說之。

以今鑑古，言歸正傳，我們再去看看洪楊之變：

我們讀史者，如把「太平天國」十四年中所已經發現的史料和史書，攤開來心平氣和的去審查審查，我們便覺得他們在「智慧」與「機運」兩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對他們所起的並且只是些負作用；而「機運」對他們也只有半個是正面的——洪楊那個時代，他們只具有個極大的「改朝」的機運，而無「換制」的機運。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這半個「機運」。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個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決中國近代史上「換制」的問題的。「換制」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長久。後來的孫、袁、蔣、毛、鄧五公，對這個「換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況洪楊乎？此筆者所謂之「時代設限」也。

【附註】李登輝總統可說是部分的解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換制」問題。可賀也。但是這一換制「階段」之跨進，非李公個人之力也，「時代」與「機運」使然也。千萬不能棋錯一著，走火入魔！

但是話說回頭，洪、楊如真是英雄，他們應能掌握那半個「改朝」的機會，學學闖王李自成，一鼓作氣把北京打下，登極太和殿，號令全國，過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幾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癮。並此而不能，終至屍填溝壑，及身而敗，那就太窩囊了。

筆者於此短篇拙作中，無意效顰賈生，來寫篇《過洪論》，只想就其滎滎大者，略舉數端，以見太平興亡之由耳。

洪天王就是凱撒瓊斯

據筆者的一家之見，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致命傷，實在是他們一知半解，卻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他、敗也由他。

洪秀全本人實在不是一個如一般史家所稱頌的，什麼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相反的，他從頭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當他這個狂熱教門形成之時，卻正趕上發自廣西的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洪氏及其一些狂熱信徒乃被捲入了這個有時代性的政治漩渦裡去；從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變成「逐鹿中原」豪傑中之一股了。終至釀成死人數千萬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宗教」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由於許多特殊原因，雖然它在我國曆史上，還沒有闖過太多的禍亂，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歷史裡，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謂宗教戰爭，已不知發生過幾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蘭教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