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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　of　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於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盪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盪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炮所打敗。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於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乾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並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炮）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於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

*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於臺北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七、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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