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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功

拙篇是應老友王爾敏教授之囑，為他的大著《晚清商約外交》所寫的序文。然在拜讀王子大著之後，不禁百感潮湧。因為像他這樣的專著，在歐美的已發展國家裡，真觸手即是，無慮數百種也，而且多是現抄現賣，無待於百年之後也。回看國、共易手之初，「誰丟掉中國？」（Who　lose　China？）會變成華府政客的口頭禪，杜魯門政府隨即丟擲「白皮書」（White　Paper），向國內外解釋：誰丟掉中國？中國自丟之也。何等快捷有力。當時也有策士，勸復職了的蔣總統，針鋒相對，也發表個黑皮書以自白。但是隻習慣於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蔣大總統不幹也。最後他老人家決定在臺北來修條「羅斯福路」，以揚羅貶杜，亦可嘆之甚矣。＇其實那時蔣如真要發表一個Black　Paper，恐亦編不出來。第一，咱中國搞外交無此傳統；第二，中國學術現代化，當時還未化到這個化境。官僚體制（bureaucracy）與象牙之塔（academics）還是個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蔣公曾出了一本《中國之命運》。據已故史家蕭作梁教授生前告訴我，此書幾個關鍵章節，是抄自美國作家Robert　C．Norths的Chinese　munism。餘複查之果然。這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學的研究，與政府的外交運作無法配合，很可悲的實際事例了。＇

前節已言之，筆者本人，為著餬口，也曾在海內外學府，教過不少堂東亞和中國外交史一類的課程，每苦於無中文參考書，以為點綴。八〇年代之初，我又為紐約市大所指派，住中國大陸作交換教授，授美國史及國際關係史諸課程，並曾得機參觀大陸各地諸大學有關外交學科的教研情況和圖書收藏。斯時開放未幾，國內對與外交有關的出版與收藏，可說是一片沙漠，班上縱有極優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師生（我班上即有很多優秀的青年大學教師），而苦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回憶筆者於六〇年代之初，服務哥大期間，曾由聯合國文教機構及美國國務院之特頒執照，與北京有關機關，作大量圖書交換。經我個人手選，由聯合國負賣運輸之交換圖書，即包括美國國務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斷之全套《外交檔案彙編》（Foreign　Relations）。竊思中、美兩國不論為敵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國青年，將來不論為學（做教師）或從政（當外交官），這部絕版書，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書，筆者當年所以費盡心血，搜得一套運往中國者，職業知識分子之職業癖，實有以致之，然亦未嘗不是為兩國百年之計，作「後人乘涼」之想，未嘗計及個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課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學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過北京細詢之，始知此部絕版書，在文革期間，竟以七分錢一斤之市價，化為廢紙，當年主持交換之負責人，亦因神經分裂，自裁而逝雲。真為之驚心動魄。（關於當年中、美交換圖書，筆者曾另有拙文紀其事，見拙著：一文。王書於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書在大陸為暢銷書。後來亦有臺灣版。）

於此可知，官僚機構與象牙之塔，各幹各的；以致外交學與外交行政，同時落伍的狀況，國、共兩黨和蔣、毛二公，固無軒輊也，而句句發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過之。老蔣只是自作聰明，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蘇聯行賄壓毛，以免賠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誤國誤己。

老毛則是昏庸自大，不學有術．為著一己權位，把中國搞回石器時代，則罪無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負重，目光深遠，而運籌有方，雖經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蘇。今日大陸不特經濟成長，領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軌，二者皆鴉片戰爭以後所未嘗有，實皆周某之遺澤也。經濟非關本題，從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們也可以說，從香港順利迴歸之日起，百餘年來的中國政府，實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順利執行之。近時江、錢之配，可圈可點，老朽不禁為之擊節也。

其唯一可慮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鴻章、周恩來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識外交也。可圈可點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現代國家的外交，畢竟是一項專業。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歐美之培養外交專業人才，亦如今日大陸之培養體育明星與歌舞演員，往往都是從中、小學即已開始的。至於教研師資之培訓，研究成果之累積，與夫圖書裝置之增置（如今日美國長春藤盟校中專設之院系科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國際外交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