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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是沙烏地貴族、印度酋長，有六十個老婆，也應該滿足了。可是我們的東王卻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宮的四位佳麗：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蘭（石達開的姐妹）和楊長妹（他自己的姐妹）。為爭奪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們進城才不過半年時光，便弄出個「天父下凡」（附在楊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這一醜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賽博士的書裡，都可找到正確的解答的。

個人的性心理，影響到團體的政治行為，而終於禍延國族，只是個順理成章的邏輯發展。秀清三年後弄得身死族滅，與這些個人行為上的「細行」，都是有直接關係的。

以上是「進城以後」才幾個月之中，東王楊秀清這個燒炭兒，沉溺於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發燒中擺排場，又是什麼個氣派？下面且抄一段羅爾綱先生根據清朝官書《賊情彙纂》，對他的描述。東王爺有轎伕四十八人。

東王每出必盛陳儀仗，開路用龍燈一條，計三十六節，鳴鉦打鼓跟隨。其次綠邊黃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寫明他的各種官銜）二十對。其次銅鉦（大鑼）十六對，用人肩挑，後飄幾尺黃旗墨寫「金鑼」二字。其次綠邊黃心繡龍長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正方旗二十對；其次同上色繡蜈蚣旗二十對。高照、提燈各二十隊，雖白天也一樣的用。其次畫龍黃遮陽二十對，提爐二十對，黃龍繖（大傘）二十柄。參護背令旗（注：像京戲舞臺上武將所背的），騎對馬約數十對。最後執械護衛數十人，繡龍黃蓋一柄，黃轎二乘，東王有時坐在前面，有時坐在後面，這是仿古代副車的制度，以防意外，轎後黃纛千餘杆，騎馬執大刀的數十人，更用鼓吹和音樂數班，與儀從相間。轎後也用龍燈鉦鼓。凡執事人都穿上黃下綠號衣。至於執蓋執旗的多用東王府中屬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數百人，擺出十足的威風。（見羅史頁一二一四，引《賊情彙纂》卷六。）

讀完這段報導文學，我們不妨閉目試思，在今日北京和臺北，除了國慶和黨生日大遊行之外，哪有這種場面呢？毛澤東在文革時代發燒，其場景或有過之，那也只是偶爾一次。哪能像東王楊秀清「每一出府」，都來這麼一下呢？！

再者，俗語說：「一雙象牙筷配窮人家。」牡丹雖好，怎能沒有綠葉扶枝？東王「出府」如此；那麼「住府」的規模，豈不更闊哉！事實上太平天朝，政出東王。東王府的排場不在天王府之下，實權則猶有過之。

渣滓普羅的王洪文和楊秀清

有如此實權的東王，每次出府，在轎前轎後，都要玩兩個三十六節的大龍燈，算啥名堂呢？朋友，這就是「知識」（Knowledge）與「趣味」（taste）的等級問題了。知識高者，趣味隨之上升。知識低者，則趣味也隨之降級。國人叫做「低階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澤東把劉少奇打為「工賊」。其實劉少奇是個搞工運計程車大夫，非工賊也。像王洪文那種人，才可以叫工賊。他是確確實實的工人，但是在廠內他卻不是勤勤懇懇、努力生產的好工人。他是個調皮搗蛋、無事生非、裡戳外搗、上拍下壓的搗蛋鬼。但是這種人往往是領袖人才，善於活動，長於組織。一旦時來運轉，工運爆發，他們就會乘直升機，扶搖直上。

工人如此，農民亦然。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運動時，他最欣賞的一些什麼「打爛傘的」、「穿破鞋的」（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嚮導版。《毛選》中被刪去）都是這種人。毛的馬列水平甚低，他把這種馬克思所說的「渣滓普羅階級」（lumpen﹒proletariat，原文為德語），誤為普羅的主力。因為只有這種渣滓才能幫他在農運中抓權。這一不幸，一直延長到「解放後」。在中共土改期間，受難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應得，可是「貧、下中農」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農、富農、上中農、中中農，也被他們斗的家破人亡，實在是人類社會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會不平」（Socialinjustice）。

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盧梭說：「有權利者，如不加以限制，無不濫用其權的。」他的後輩韋伯說：「無限制權利，無限制腐化。」都是根據實際觀察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重要結晶之一。但是搞它個一知半解，便從而專政之，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如果政權再抓到渣滓普羅手裡，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為害實有甚於封建，不信請看四人幫。

諸位試思：如果王洪文做了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