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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兩國避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他同時還敦促內森反對任何英國支援的、以荷蘭國王名義進行的干預行動，他（與漢娜以及列昂內爾一起）得出結論認為，比利時宣佈獨立實際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衛性的。與此同時，由於擔心革命的浪潮會擴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紀20年代一樣），詹姆斯將路易·菲利普的一個隱晦警告傳遞給了梅特涅，即“他會按照君主立憲制給予他的許可權，反對各國爆發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須對於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國王“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的考慮，以及趕上思潮的發展”的需要做出“讓步”。幾天後，莫萊告訴詹姆斯，如果法國被“數量龐大的（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包圍的話”，法國可能會被迫備戰。對於“全面戰爭”的擔憂也在許多外交官那裡得到了回應，包括拉姆，他認為英國也可能介入。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不過，塔列朗與阿伯丁會談之後，各國的擔憂消除，比利時問題最終決定由大國在倫敦的代表仲裁解決。但是，在比利時與荷蘭的仲裁尚未達成之前，又傳來訊息稱華沙爆發反對俄國統治的革命。實際上，可能正是波蘭局勢的發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國對於比利時的戰爭，因為華沙革命前，沙皇一直準備從波蘭派遣軍隊支援荷蘭。俄國軍隊從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鎮壓了革命，這可能是全面戰爭未能爆發的主要原因。但與此同時，革命向東擴充套件的勢頭，似乎又增加了國際衝突的可能性。遲遲未決的比利時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國王的人選問題，在1831年只是延續了之前的不確定性，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倫敦之間擔當了信使的角色，傳遞各種建議和反對意見。就在這時，傳來了義大利爆發叛亂的訊息：不是發生在之前預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納和帕爾馬公國（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國（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間，歐洲大陸出現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個或多個大國捲入戰爭似乎一觸即發；每次，羅斯柴爾德家族都竭盡所能地消除各國之間的緊張狀況。最先爆發的一起危機不僅讓奧地利介入教皇公國成為可能，而法國則準備支援革命者。詹姆斯和薩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維也納之間爆發的口水戰。最終，奧地利採取了干預行動，不僅出兵摩德納（法國默許），同時還應教皇格雷戈裡十六世的請求進入博洛尼亞，這次行動或多或少地導致了法國政府面臨的戰爭威脅——這個資訊當然也是詹姆斯傳遞出來的。這可能是最接近於全面戰爭的時刻，毫無疑問，法國與英國的債券市場跌到了最低點。此時，羅斯柴爾德介入政府間通訊的證據尤為確鑿，當時詹姆斯親自參與起草了法國提交給奧地利的一份宣告，呼籲進行國際調停（按照比利時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確信“義大利的危機已經結束了”，而且英法德團結起來避免了對比利時的戰爭。

第二次危機出現在1831年8月，仍舊在比利時。圍繞選擇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擔任比利時國王的不確定性持續了數月之後（局勢還因波蘭持續的戰爭以及奧地利反報復義大利自由派的戰爭而惡化），荷蘭入侵比利時再次使全面戰爭成為可能。但再一次，各國採取了剋制態度。無論是普魯士還是俄羅斯均不支援荷蘭的舉動，英國在經過緊張的磋商後，支援法國派遣遠征軍前往比利時的決定，但同時要求，一旦打敗荷蘭，法國就必須撤軍。截至10月，比利時引發全面戰爭的危險逐漸消除；儘管比利時11月15日提出的“24條協議”遠沒有獲得預期的突破，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認，而荷蘭國王則仍然拒絕簽字。

第三次戰爭威脅出現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國的一起暴亂引發。奧地利軍隊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國也再一次尋求插上一腳。實際上，這次法國確實派軍隊佔領了安科納港口，這在詹姆斯看來是一次“嚴重的失策”舉動。但是，這次與以往的危機相比還是要輕得多（市場對其毫無反應便是例證），巴黎與維也納之間也從未出現真正嚴重的裂痕。

最後一次戰爭威脅出現在1832年秋天，當時法國再次威脅以軍事幹預的方式迫使荷蘭接受“24條協議”。即便英國同意採取聯合行動反對荷蘭，這同樣也會再次引發普魯士或俄羅斯採取報復行動。1832年5月的《倫敦協定》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它讓比利時人留在了盧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