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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很荒謬——少數派保守黨政府的出現。因為此時，迪斯雷利作為財政大臣和下院的政黨領袖，至少有能力對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債了，他可以說服德比，而那些上院的議員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他透過在下院給反對黨完全的權利達到了這個目的。1858年4月27日，羅素的《誓詞修正提案》在委員會上遭到了上院議員的痛斥，關鍵的第5條被否定。兩週後，由羅素提出的“不同意”上院議員的動議以113票的多數獲得透過。更令人吃驚的是，議會還透過了（以55票）由怪僻的鄧庫姆提出的動議，列昂內爾被任命為下院為解釋它不同意的“理由”而設立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然後，羅素正式提出議案，所有的理由透過與上院共同舉行的大會進行解釋。取得上院的認同是決定性的轉折點。5月31日，路肯伯爵提出了決議案的內容：下院可以以決議的方式修改自己的入職誓言，條件是必須先得到國會法案的同意。這使得上院可以清楚說明為什麼自己不同意下院和德比——儘管“滿臉不高興而且很勉強”，但還是在7月1日宣佈支援這個提案。23日，妥協方案最終以兩個法案的形式成為法律，一個是將效忠、至尊和歸順三段誓言合併成一段，並適用於所有需要起誓的機構；另一個是允許猶太人省略“以一個基督徒的真正信仰”等詞句，但是要取得他們將要進入的團體的同意。7月26日星期一，列昂內爾再次出現在下院。這是最後一次，他再次很不情願地退出，因為議會在辯論讓他能夠用縮減後的誓言起誓的兩個決議案時他必須迴避——原則上說，這是像塞繆爾·華倫和史賓塞·瓦爾坡爾這樣的頑固分子表達他們反對“褻瀆上帝者的入侵”的最後機會。關鍵的決議以32票勝出，列昂內爾最後透過使用新的誓詞以及《舊約》宣誓後成為了議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儘管這種手段他以前使用過，但他成為議員後即刻參與表決的第一份法規卻是《防範腐敗法案延期提案》。

列昂內爾進入國會，正像詹姆斯所寫下的：“對整個家族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勝利。”在第二年所舉行的大選中，他的兄弟梅耶·卡爾與他一起進入了下院（另外還有戴維·薩洛蒙）；在1865年，他的兒子納蒂也被選入。正如夏洛特滿心歡喜地指出的，在剛結束的投票中（好像是在1864年7月），帕默斯頓的政府被“猶太人拯救”，列昂內爾的選舉同時也在整個廣大的猶太社群引發了共鳴：代理人理事會（BoardofDeputies）公佈的決議表達了他們“最誠摯的心願尊敬和感激”，而且從今以後，每年列昂內爾進入下院的日期就是猶太人免費學校的頒獎日——而列昂內爾直截了當地強調他對宗教的義務，捐贈給倫敦城市學校“其最有價值的（開放式）的獎學金以紀念他取得他的席位”。

但這場勝利的政治意義一直沒有得到恰當的認識。列昂內爾以自由黨人的身份獲勝，而長期的運動已經讓他與自由黨的一個很小但很有影響力的小組結成了政治和社會的緊密聯絡。根據他的日記上的記錄，在1856～1864年之間，格萊德斯通跟他或者他的兄弟梅耶一起吃過四次飯，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其他成員的通訊或者是會面起碼有四次。其他出現在夏洛特19世紀60年代信函中的皮卡迪利大街148號的自由黨人經常性訪客中，包括代表武烏維漢普頓的國會議員查爾斯·維利耶，他是1859～1866年間濟貧法律理事會的總裁；羅伯特·羅，格萊德斯通第一屆政府的財政大臣。列昂內爾在簽署了自己的名字並與會議主席握過手後第一個與迪斯雷利握手這一舉動並非沒有意義，迪斯雷利在戰爭最後階段的貢獻應該是決定性的。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係從19世紀50年代初以來一直穩定發展，列昂內爾事實上在1858年決定性的那幾個星期裡一直與迪斯雷利保持著緊密的聯絡。1月份，他們在加奈斯貝里吃飯（同行的有外斯曼紅衣主教和被流放的奧爾良派成員的接待人）。5月份，在政府有驚無險地透過了其印度政策後，迪斯雷利這樣說道：“男爵對這件事是怎麼說的？他知道大多數的情況！”兩個月後的7月15日，列昂內爾去迪斯雷利辦公室拜見他，“自從我們的提案到了下院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列昂內爾發現：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5）

他精神狀態非常好，說是所有的事情都順利得不能再順利了我告訴他我希望我們的提案能在下週一透過，希望他們儘可能馬上取得女王的同意。我無法讓他按他說的去①主要取決於其他人，如果他們不等到所有提案都走完程式，或者他們能安排一個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