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2/4 頁)

幫助，因為在整個殖民地沒有人這麼做過，連那些政府的領導們都是這樣對他們的生意不管不顧，只有一次我受財政部的委派，去解釋一些雞毛蒜皮的貨幣事務”。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7）

如果庫蘭身處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新近的黃金和白銀帝國的外圍，那麼，它的中心就是這個家族在這段時間內購買的多處精煉廠和鑄幣廠。早在1827年，詹姆斯就在巴黎擁有了自己的精煉廠，在1838年搬遷到位於瓦勒米碼頭的新廠房，並根據米歇爾·本略特·坡塞特的指示，成立了一個合夥制企業。與此同時，詹姆斯又在1843年與巴黎鑄幣廠的老闆迪埃裡克斯合夥，這一關係一直維持到了1860年。新金礦的發現導致精煉和鑄造業務大幅增長。用詹姆斯的話說，這是“貨幣市場的一場革命”。因此，當列昂內爾在1849年決定倫敦公司直接參與到黃金精煉業務時，他完全是唯他叔叔馬首是瞻。

在內森的時代，倫敦有四傢俬人精煉廠——布朗與溫格羅武、約翰遜與斯托克、帕西瓦爾·諾頓·約翰遜和考克斯與梅勒，還有一家就是皇家鑄幣廠自己的精煉車間。在這些企業中，布朗與溫格羅武把持了英格蘭銀行精煉業務的絕大部分份額。然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極大地增加了進入銀行中的黃金規模：在1852年，黃金的購買量達到了頂峰時期的1530萬英鎊，其中超過2/3的部分以錠的形式——這遠遠超出了布朗與溫格羅武的處理能力。為了彌補這個差額，列昂內爾提議租用皇家鑄幣廠的精煉車間，該車間自1829年開始就在廠長馬體森的領導下采用了硫酸分離系統。從1849年9月，他告訴他的政治盟友J·阿伯爾·史密斯和約翰·羅素勳爵，“不厭其煩地”說“對鑄造的體系進行改革”是必要的。專門成立來監督這些活動的皇家委員會適時地採納了這項建議。“我希望”列昂內爾告訴他的兄弟說，“大臣們能有足夠的勇氣來進行變革，我們應該能夠得到這個結果——這應該是一項極好的生意。”正如納特所說：“隨著這麼多種規格（黃金）從加利福尼亞和墨西哥紛至沓來，這種變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急迫。”

馬體森很有預見性地試圖抵制這場“私有化”，但沒有什麼效果；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他們很幸運，帕西瓦爾·諾頓·約翰遜沒有聽從他的新合夥人喬治·馬特的意見，沒按他的要求參與投標。因此，在1852年1月，安東尼獲得了精煉車間的租約，到了12月，列昂內爾可以名正言順地正式要求銀行總裁托馬斯·韓克（另一位政治盟友）允許“由我負責精煉和澆鑄的金錠和銀錠可以直接交給英格蘭銀行”。在頭一年的生產中，精煉廠加工了超過30萬盎司的澳大利亞黃金和45萬盎司的加利福尼亞黃金。1862年，格萊德斯通這位最堅定的金銀本位主義者在“考察”英格蘭銀行後，直接去參觀了工廠。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於它發出了一個訊號。正如弗蘭德羅所描繪的，他們在渠道的兩端控制了精煉和鑄幣的產能，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縱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套利“系統”，由倫敦公司用法國公司的戶頭購買美國或者澳大利亞的黃金，透過倫敦的貴金屬經紀人再轉到巴黎。巴黎公司在此期間為紐科特買進白銀，再透過倫敦或者南安普頓轉運到東方。這樣做不僅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到了19世紀50年代末期，它逐漸變成一個雙金屬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公共財政與克里米亞戰爭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8）

數十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認為歐洲大戰對他們的金融地位是最大威脅——其程度甚至超過了一場革命。在1854年3月，戰爭來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克里米亞戰爭居然是源於天主教與東正教教士之間關於一個耶路撒冷聖地所發生的爭執。其真實的背景情況是，這是對俄羅斯對沒落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特別是多瑙河地區的公國像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以及黑海地區可以擁有多大權力這樣一個老問題的再現。這一次，與1840年時候的情況相反，法國和英國站在了一起，前者是為了瓦解神聖同盟，而後者除了想給沙皇點教訓外沒有其他原因，那些標榜自由的人覺得，由於沙皇在1849年鎮壓了匈牙利革命，他應該受到懲罰。5年前還作為中歐裁判者耀武揚威的沙皇，此時卻發現他被神聖同盟的其他成員所孤立了：奧地利正與西方勢力搞得火熱，根本不會參戰，普魯士則繼續奉行其休養生息的政策。皮埃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