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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金融訊息幾乎是廣而告之的方式，而仍然繼續使用他們自己熟悉的方式相互間採用信件聯絡，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二章　動盪的年代（13）

黃金熱

然而，對於這種不太適應情況的影響也不應該被過分強調。現實的情況是，儘管在歐洲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競爭，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保持著自己以真正的全球業務為特徵的聯盟組織。事實上，他們在19世紀50年代搶在電報影響到達各個大陸之前就取得了他們最大的成績。在1866年之前，歐洲和北美之間還沒有電報服務相連，歐洲與拉丁美洲的聯絡則出現在1869年之後，與澳洲的聯絡出現在1873年之後。在這些地區，羅斯柴爾德家族傳統的那種經常保持通訊，但不是每天都保持接觸的半自動管理體系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羅斯柴爾德歐洲的機構當然繼續著他們的工作：威斯威萊和鮑爾在馬德里；塞繆爾·蘭伯特繼承了他岳父裡奇騰伯格的位置駐在布魯塞爾；新錄用的霍拉茲·蘭道先是供職於君士坦丁堡，然後又轉到了義大利。但他們此時所承擔的情報收集工作的作用與以前相比已經大不如前，當然那些機密的政治資訊仍然非常珍貴，只有在與某個機構保持足夠多的交情的前提下才可能獲得。在這期間，越是冷僻的代理人，其戰略重要性也就越大。

1848年的危機暴露了跨越大西洋進行交易所面臨的困難程度，特別是當一個單獨的代理人處於在紐約擁有獨立決斷權的情況下。出於以一個完全的羅斯柴爾德合夥人替換貝爾蒙特的想法，詹姆斯在那一年的10月把阿爾方索派到了那兒。貝蒂在給兒子的信中透露了這個考慮當時有多麼嚴肅。她建議阿爾方索應該很有耐心：

只有等到具備了處理美國事務的足夠經驗，才可以用大人物的語氣講話。首先要很尊敬對方，但是如果禮貌不起作用，你就用符合你地位和權力的精力和人格，把這個人擺回到他自己應有的位置上。如果這樣做了，這位先生還是想指手畫腳，讓你這樣那樣，那麼，你完全可以戴上你的手套，告訴這位先生門在哪兒

問題終於在1849年公開爆發了。“與貝爾蒙特的這種局面再也無法繼續維持。”她在3月24日寫道：

他對別人留給他的信任一點都不感恩，甚至是在別人為了顧全他的利益和他的面子而不去撕破臉皮的時候現在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對我們家族以後在紐約設立以我們名字命名的銀行是不是有很大幫助美國的未來對於那些選擇參與到這個大潮中的人來說，看上去是如此的恢宏，一想到這樣的願景，我就禁不住自豪，我承認，你我的兒子，將會是那家給我們這個名字增光添彩的銀行的奠基人你的事業會飛黃騰達你離最偉大銀行的巔峰僅一步之遙。

她在5月時告訴阿爾方索，她的計劃是“看到你在美國的所有方面都能立起來從代理人的貪婪和愚蠢中釋放出這個偉大的未來所以，我重複說：留在新世界——如果今後我們的境遇雪上加霜，如果舊世界註定要衰落，雖然上帝不可能會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它就會成為我們的新家園”。

這個想法在1849年她兒子回到歐洲後（一般認為只是臨時的）一直都還在討論之中。“阿爾方索已經決意要回去”。列昂內爾在外德柏德見過他的侄子後這樣記錄道，“我們說到了有關美國業務的總體原則，但也就是到此為止。詹姆斯叔叔和阿爾方索兩人都認為在美國我們能賺到大錢，因此希望繼續那邊的業務，而他無論如何都應該回到那邊去。”阿爾方索自己說當他回到美國後，要“將那邊的事務放到一個更便利的立足點上”，而卡斯特蘭毫不遲疑地認為，他不久將再次離開巴黎“到紐約去找處房子。”而在紐約，也是“到處都在傳說阿爾方索男爵正動身往美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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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件事情卻根本沒有發生，這很有可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犯下的單個最大的戰略性錯誤。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會這樣。一種由貝蒂的信所透露出的很大的可能性是阿爾方索不能說服自己放棄舒適的巴黎生活，而去過紐約那種還略顯粗陋的生活方式。做母親的不得不說服她的兒子，她試圖把這個想法說得對他更有吸引力，她建議說，在兩年的開始期之後，已經安排好計劃的新銀行的日常運營可以委託給“一個臨時的代理負責打理，一直到家族中有人，或者之後你的兄弟可能會想要過去待幾個月一旦銀行建立起來，你就可以很快回到我們這裡來，我親愛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