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3/4 頁)

投機，稍晚，又幫助迪斯雷利處理他的債務糾紛（當時的金額超過了5000英鎊）。這份友誼超出了迪斯雷利對他們金錢的欣賞，而他們也很欣賞迪斯雷利的智慧。這是迪斯雷利作為小說家最為高產的時期：1844年有《科寧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兩個國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與《新十字軍》。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這些著作所提供的幫助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這種認同的程度還遠遠不夠。

大概是由於他曾經受過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他的父親依薩克與其猶太教會鬧翻，同時他總是把自己想象成鄉紳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對猶太教充滿了興趣。他的政敵試圖用他的血統來攻擊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別人看成是弱點的東西變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別是在19世紀40年代的小說中，他把自己的猶太人“種族”與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調和，有力地說明他享受著這兩個世界中最好的東西。毫無疑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交往對他的猶太主義特徵有很大的影響。列昂內爾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對，列昂內爾富有而又有影響力，夏洛特聰明而又美麗；但他們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實際上還包括他的妻子——是他們渾身上下的猶太氣息。另外，對沒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婦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們的5個子女。迪斯雷利寫道（1845年6月邀請他們到格羅夫納門觀看海德公園裡的遊行），他們是“美妙的精靈”。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4）

3個月後，這個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瑪麗·安娜的一次奇異造訪，她讓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懷裡。在發作過後，她和迪斯雷利都進入了精疲力竭的狀態（“我一直忙於校清樣，出版商是那麼討厭可憐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兒寫了一整夜”），因此他們準備動身前往巴黎，瑪麗·安娜做出的舉動讓夏洛特嚇了一跳，瑪麗·安娜宣佈她希望把夏洛特6歲大的女兒埃維莉娜指定為她遺囑裡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道：“我這是來告別的，我也許再也見不到你們了——生命是這麼無常迪斯和我可能會在火車或者輪船上喪命，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愛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這個星球上也再沒有我關心的人，但是我喜歡你們這個家庭”

“我使出渾身解數安撫我的客人。”夏洛特寫道，“她在對我細數完她的細軟和財產後，從她的口袋裡取出一張紙，‘這是我的遺囑，您一定得看看，把這個事告訴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當夏洛特輕聲告訴瑪麗·安娜，她“無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責任”時，瑪麗·安娜翻開那張紙，大聲地讀道：“‘萬一我心愛的丈夫先我昇天，我將我個人的所有財產全部留給並贈予埃維莉娜·德·羅斯柴爾德。’‘我愛猶太人，’她繼續道，‘我已經把自己與您的孩子們聯絡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愛，她應該也必須戴上蝴蝶（瑪麗·安娜一件珠寶的名稱）。’”

這份遺囑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間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後，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來。然而，這對夫妻對家庭生活的興趣卻絲毫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當利奧在1845年出生的時候，迪斯雷利（在寫自巴黎的一封信裡）表達了他的期望：“他將證明自己無愧於自己純正和神聖的民族，也不遜於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瑪麗·安娜在見到這個孩子時驚呼道，“這個漂亮的孩子可能會是我們正在等待的未來的彌賽亞——天曉得！而你將會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與夏洛特的關係中，總是存在著一種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時又夾雜著對他妻子瑪麗·安娜難以掩藏的嫉妒。對於這種仰慕，迪斯雷利沒有否認。“在我一生的奮鬥過程中，”他在1867年3月對她坦白，“來自於那些我們所愛的人的關懷是一種慰藉，我對您的愛無人可敵。”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說法並非僅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辭手法。有一次，當夏洛特造訪迪斯雷利家時，很顯然有某件事情牽涉到了瑪麗·安娜，迪斯雷利趕忙道歉：

我認為我對給您造成的麻煩深感內疚，總體說來，昨天您要是沒碰上是最好的，因為錯過了睡覺的時間以及其他原因，她處於一種高度興奮狀態，因此我現在再也不在晚上見她。

她希望將她對您的愛帶給您，我也將把我的愛帶給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經把我的愛給您了。

所有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瑪麗·安娜對夏洛特有確鑿證據的深厚的友情——或許是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