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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周文韶老生生的幫助，但那大體不固定，說起來是一種不穩定的流浪生活。為什麼流浪？是因為我無法找到一家能讓我得心應手的報社。在外流浪了許多年後，我極想選擇一家能適合我又能供我鍛鍊的新聞單位，元旦剛改為日報的《南方都市報》無疑是我最熱衷的陣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戀一樣，對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備加珍惜。

《南方都市報》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在短短的幾年間成為中國新聞界的一匹黑馬，與早期朱德付的嘔心瀝血和大張旗鼓的改革是分不開的。當時的都市報無論是在投資資金、人才資源、辦報經驗、廣告策劃上等都可以說是毫無經驗可談，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剛剛走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採訪工作中，他排除干擾，勇於改革，把他在《南方週末》做記者時勇於執言仗義、義無反顧的冒險精神用到創辦都市報上。關於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中有過詳盡的記錄。

我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由於帶頭在都市報內進行改革，朱德付的鐵面無情、剛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在將一位違規的女記者清除出採訪部後，對方和家人草擬了長達10多頁的告狀信，四處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懼。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時能與記者們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個極為嚴謹的人。記得有一次，我為了趕稿子，沒有深入現場採訪，只憑借電話採訪，就匆匆地寫了一篇社會新聞，第二天發在了報紙上。到了本週的週會上，朱德付毫不給我面子，當著採訪部幾十名記者的面，將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並宣佈我的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發稿任務，扣除有關稿費。這是我進入報社以後第一次當眾挨批（當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給我很大的觸動，也同時給採訪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動，因為誰都知道平時朱德付很關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採訪部的，也是他當時大力培養的重點物件。從此以後，採訪部的記者們，再也不敢只憑一個電話，或是不深入採訪就匆匆地發那種“打擦邊球”的新聞稿件了。

這個時候的我，雖然已成為了《南方都市報》的一名政法記者，但當時還不敢輕易辭去那家電鋸廠裡的保安工作，因為此時我不但還揹負著600多元錢的債務，而且囊中更是羞澀，幾乎是身無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債過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廠裡還好辦些，因為吃飯時我還可以在工廠食堂裡賒賬，而現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廠裡等飯吃，我必須每天外出採訪，尋找新聞線索。那時，我所認識的朋友當中，除了生活都不穩定的流浪記者外，其餘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窮光蛋。因此，我從小劉那兒借來100元錢後，買了一輛半新的腳踏車花去了50多元，其餘的得用來吃飯、打電話用。不過因為有了腳踏車，使我每月可以節約一大筆車費錢了。就這樣，就像我當初在《廣州紅綠燈報》時一樣，夜裡我身著保安服在工廠裡巡邏，下班後我就埋頭大睡兩三個小時，然後，用冷水洗澡，揉著發睏的佈滿血絲的眼睛，騎著那輛除了車鈴不響什麼都吱吱響的破腳踏車，滿廣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處尋找新聞線索。從進入南方都市報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對自己立下了規矩：除了開會，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聞，每天9時之前，一定要寫出二三篇新聞稿。儘管我知道，我的試用期是3個月，但我又給自己立下軍令狀，在頭一個月內，我不但要按時完成任務，還要超額髮表稿件，多上頭條，成績一定要居前幾名。

為了省錢，我每天最多也就吃兩頓，中午經常是躲藏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偷偷從包裡掏出一個早變得又冷又硬的饅頭來，就著一杯白開水，三下五除二地塞進肚子裡。到了晚上夜班時，我就趕緊跑回工廠裡吃上一頓熱乎乎的飽飯；有時因為寫稿子回去晚了，錯過了開飯時間，我就一邊上著夜班，一邊從附近的小賣部裡賒來兩包泡麵吃。當然，這樣長期下去，我的身體吃不消，但我必須透過這種無奈的方法，先對付完一個月再說，怎麼著也得熬到月底發工資，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當時打工的那個小工廠很少有人看報紙，再說當時的都市報還是剛改為日報，一般的老百姓還沒有多少人關注，要不，老闆看到我兼職，肯定得炒我的魷魚。

也許是由於經常睡眠不足，也許是長期營養不良，也許是因為連日的勞累過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無血色，一付面黃肌瘦的樣子。這些，一般同事是很難發現的，因為那個時候採訪部要求每個記者必須見報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個頭版頭條。不管是正式的還是招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