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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經雙方協商由銀河村一次性賠償黎世冬9萬元醫療費用，（其中已付1萬元），另8萬元於簽字後3天內一次支付，今後雙方互不追究任何責任及醫療費用。5天后，也就是1998年4月13日，銀河村治保會終於將8萬元賠償金送到了病床上的黎世東手上。

我跟蹤了大半年時間的廣州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一案，至此，終於塵埃落定。

第五章　槍口下的政法記者生涯第38節　向黑惡勢力“叫賣”人頭！（5）

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的跟蹤報道，在羊城新聞界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廣州社會各界的影響更是空前的。我這位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不但以敢為老百姓執言仗義而受到各界讀者的好評，以寫別人不敢寫的新聞而備受新聞界同行們的刮目相看，更受到了《南方都市報》同行們的讚歎。同時也得到了《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領導的好評。1997年底，時任《南方日報》社長的李孟煜在報社年終的表彰大會上曾當眾表揚了我，令我備受鼓舞。

1998年4月，《羊城晚報》旗下《新快報》創刊。由於在此之前我採寫的大量批評報道。雖然在廣大讀者群中激起了很大反響，但我的行為卻引起有關部門對我的責難，報社個別領導也對我頗有微詞，實行打擊和排擠。恰逢此時，《新快報》為了更好地與其他報紙競爭，正式向社會進行招兵買馬，同事曾華鋒和劉虹等人都先後加入了《羊城晚報》報業集團。身心疲憊的我此時也不由想換一個新的環境。在當時的《新快報》主編許挺裴等人的盛情邀請下，滿腹委屈的我向《南方都市報》委婉表達了辭職的意思。獲知我的意向後，幾位同事竟表示願與我一同前往《新快報》，共同進退。時為《南方日報》社委成員、負責分管《南方都市報》的李民英等領導再三挽留，找我單獨談話。雖然由於工作方面所遭受的一些不順利讓我有了壯志未酬的感慨，但當我面對報社領導們一番推心置腹的挽留之辭時，又不由深受感動了，同時更是念及《南方都市報》千千萬萬羊城讀者們對我一如既往的支援、鼓勵和信任，經過內心艱難的取捨，我終於決定繼續留在《南方都市報》。至今，我都在問我自己，當初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呢？如果在這個時候我離開了這家我提著腦袋奮鬥了三年之久的《南方都市報》的話，還會有以後的事情發生嗎？但不管怎樣，我是熱愛《南方都市報》的，畢竟我和那一批創業的年輕同事們一起，為之灑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而且還幾次為之差點兒將自己寶貴而又年輕的生命付出。我們與《南方都市報》一同成長，而我的人品和業績在同事們眼中有目共睹。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期間，我曾多次向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以及那些因得不到工錢或遭受過各種不幸的外來工，伸出援手慷慨解囊，還曾多次拒絕過當事人的各類紅包。

有關這些情況，由《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黨委辦的《南方報人》，1998年4月28日第3版的“記者新風贊”欄目中，發表了曾與我一起在廣州王聖堂歷險的同事鄧世祥採寫的一篇名為《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的文章，全文如下——

本刊訊經《南方都市報》政法記者石野披露並得到解決的“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新聞背後有新聞，記者石野三次拒收受害人黎世東酬謝的紅包。

今年去年12月，石野曾連續披露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的過程。銀河村治安員於4月7日一次性賠償黎世東等人醫療費、誤工費及精神損失費共計9萬元整，其中黎世東獲有關損失賠償8萬元，謝景林、李興旺各獲賠償5000元，另外，涉嫌行兇打人的其中7名治安員被天河警方抓獲歸案。

4月21日，石野及時將處理結果採寫見報。見報當天晚上，黎世東一家人前往報社探望石野。為感謝石野，黎世東在獲賠的8萬元中，抽出1萬元給石野作“辛苦費”，被石野婉言拒絕。他對受害人說，為民仗義執言，是《南方都市報》的辦報方針，是黨報記者的責任。

據受害人黎世東介紹，他們全家都視石野為恩人，自從結識石野後，他們天天看《南方都市報》。黎先生坦承，他在醫院養傷期間，曾兩次委託其弟將裝有5000元的信封遞給石野，均遭石野退回。

石野說，作為一名記者，就應浩然正氣，自己取得的成績都與《南方都市報》的栽培與教育分不開的。

石野是海軍南海艦隊復員軍人。在《南方都市報》當記者一年多來，外出採訪總是騎著一輛破舊單車，吃苦耐勞，仗義執言，採寫了大批可讀性較強的社會新聞。

當銀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