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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耀出生於1928年9月12日，老伴許秀英出生於1928年7月2日，兩人仍然健在”的證明。同時，曾長期工作的單位陽江物資回收公司亦出面作了有關證明。

曾傳耀強烈要求城東派出所、陽東市公證處等有關單位立即改正錯誤的有關證書，並一再要求陽東法院解封其被錯誤查封的房產。

同一天，即1998年6月10日，陽江市公證處終於在出具的“關於撤肖（96）江證內字第211號證書的決定”上稱，“經查，本公證處出具的（96）江證內字第211號公證書，因當事人提供假證據，隱瞞繼承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有關規定，現決定以予撤銷。自即日起該公證無效。”

6月22日，城東派出所經過認真調查後，趕緊重新出具了一份證明，內稱：“我所於1996年10月15日出具的曾傳耀、許秀英的死亡證明，現經查實曾、許兩人仍健在，原出具的曾傳耀、許秀英的死亡證明與事實不符，特此更正。原證明作廢。”緊接著，陽江市房管局立即宣佈他們以前為孫秀珠所頒發的房產證作廢。

上述單位的負責人均就他們的“失誤”向曾傳耀及其老伴作了口頭道歉。

但是，對於“死而復生”的這對七旬老夫妻來說，僅有口頭道歉就能慰藉他們心靈上的苦痛嗎？

1998年9月，當我前往陽東縣人民法院採訪曾傳耀家產被查封一事時，卻沒想到遭到對方的百般阻撓。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先是說有關負責此案的法官不在；後又稱我的記者證不一定能表明我的記者身份，要求我出具由省高院特發的採訪介紹信。在我的再三交涉下，法院終於勉強同意接受我的採訪。

隨後，院方找來了該法院經濟庭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方說：我院是在接到陽東大溝信用社起訴孫秀珠借貸10萬元人民幣逾期不還後，才根據其申請，按照有關法律程式查封了其房產，隨後依據有關程式準備委託市拍賣行拍賣房產還貸。我們都是按法律辦事的。後來曾傳耀跑到法院交涉，聲稱他和老伴亦是房屋的共同繼承人，法院不應查封他們與孫所共有的房產。我們認為，只有依據房管局的房產證，才可明確是誰的房產。隨後，曾又將此事起訴到江城區法院，並向陽江市有關部門反映。城東區法院認為曾傳耀夫婦對房產有共同繼承權，要查清後再執行。後來，根據有關財產分割情況，我們決定只執行應屬孫的那一部分房產。

我問道：你們當時查封房產的依據是什麼呢？就憑孫秀珠所出示的房產證嗎？對方理直氣壯地答道：差不多是這樣。我在出示了1996年陽東法院所公開的民事判決書後，又問：“1997年5月份，孫曾以與曾傳耀夫婦共有的國土證及其個人立下的授權書，付予黃某抵押借款，後法院判決其無效，同時，孫亦在庭上再三聲稱抵押的房屋屬其丈夫與公婆共同建造；曾國強死後，房產證亦非其獨有，這在你們法院所出具的判決書上寫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法院在執行有關事宜時，應該清楚地知道，房屋產權應是孫與曾傳耀夫婦共有的，那麼，請問法院為何還要查封呢？這是否與第一次的判決自相矛盾？”對方支支吾吾地搪塞道：以前那件案子是別的法官辦的，我們怎麼知道呢？我們只能負責自己辦的案子

同時，此人又稱，法院只要孫秀珠出具了合法的房產證，其中還有公證部門的權威公證，就可以依法執法。法院辦案只認證據

對方還再三向記者解釋：我們依法查封房產時，沒有看到曾傳耀在場，只看到孫秀珠，封房時居委會的人也在場。當時我們也不知道其中有房產糾紛，是執行後曾傳耀跑到法院提出才知道的。法院考慮到孫隱瞞了事實，持的是假證明，為了保護曾傳耀夫婦的合法利益，法院決定暫緩執行；至於在查封房產時，曾傳耀的房屋裡有多少家產，價值多少錢，對方一會兒說不清楚，一會兒又說在搬遷東西時在場有幾個人聯合簽名，他當時只是對有關賬物扣押移交，並把鑰匙交給拍賣行保管。在採訪期間，這位執法人員幾次對記者解釋稱，因為房產系孫與曾傳耀夫婦共有，在查封時期，法院已明確可以讓曾傳耀使用，只是不允許轉賣，但老曾一直不願再住進進去。

曾傳耀氣呼呼地告訴我說：1998年11月初，他又一次跑到陽東人民法院索賠其房屋被查封期間家產被法院搬走所造成的損失。令人奇怪的是，該院一位副院長竟然還不知道此事。對方當即傳呼回負責此案的李某，當面追問此事是否屬實。李回答曾經駕車搬走了電風扇、組合櫃等部分家產，並說當時有居委會的有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