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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我趕緊關上門。為了不讓女友受到驚嚇，我輕輕地拉著她的雙手，裝作若無其事地說：“今晚這電停得有些蹊蹺，你還是早點休息吧，我等電工來”

說話間，我們聽到外面傳來腳步聲。

來了兩個人，是物業的電工。只見他們手中各自拿著一隻特大號手電筒，很客氣地與我搭著話，其中一個高個說：“我們得檢查一下室內的所有電路，看看是哪出了問題”說罷，他們兵分兩路，一人在在廳裡的電錶箱裡搗鼓，一個手持那隻特大號手電筒在我們這個小二居里照來照去，見臥室的房門關著，那位高個子很客氣地說：“這裡面我們也得檢視一下，裡面有人嗎？”還沒待我回答，早已穿好衣服的女友已開門走了出來。我發覺那人極仔細地用手電筒掃了掃，見整個室內只有我們兩人，就趕緊湊在一塊“檢修電路”。僅僅只用了三四分鐘，室裡的燈就亮了。他們一邊說著抱歉的話，一邊趕緊離開了。

我特意抬頭看了看鐘，此時時針正指向10時53分。

女友見電已修好，又趕緊催促正在凝神沉思的我說：“都快11點了，你趕緊休息吧，明天你還有好多事要忙呢。”接著她又頗為奇怪地說：“真怪，在這兒住了兩年多了，電路還從沒有出過問題呢。不過這麼快就修好了，我也就放心了，這家物業還真不錯”此時我哪還有睡意？這電停得太奇怪了。為什麼整個大樓裡只有我們這一戶停電呢？打電話後，電工稱10分鐘就到，但為什麼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而且還這麼快就上到了6樓呢？要知道，物業離我們這兒有近兩里路呢，他們接到電話後，要取工具，就是騎腳踏車趕到這兒最少也得10分鐘，然後停車，從1樓上到6樓，至少也得20分鐘，而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很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我這兒的電根本不是什麼故障，而是被人故意停止的。

其實從停電那會兒起，我就想到了鄧那次威脅我的話：廣州一定會有人找你麻煩的。是的，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的確採寫了不少給地方政府部門“抹黑的”事，更採寫了令某些部門大動肝火的揭露性報道，特別是我三年前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期間，所採寫的本地批評性報道還真是不算少，我在經常地受到來自黑道的威脅的同時，也受到過廣州市有關部門的封殺，也聽說過有關部門正在四處收集我的“黑材料”。是的，我也明白，對於像我這樣的寫批評報道的政法記者而言，除了來自黑道外的威脅、打擊報復外，還可能有來自白道，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門用他們所掌握的大權對你打擊報復，有的同行就是因為他們所強加的罪名而丟了飯碗，遠走他鄉。

2001年底，剛從北京回廣州過春節的我獲知：原南方都市報同事曾華鋒在考研時突然被某副主編等人強迫“辭職”。為替朋友打抱不平，我署名親往廣東省委有關部門及南方日報社當時的社長李孟昱（現已退休）和總編輯範以錦（現為南方日報社社長）那兒舉報這位副主編昔日的各種違法亂紀行為。誰知，他在第三天竟然在《南方日報》保衛科有關人員的陪同前往距離《南方日報》（《南方日報》所在地為東山區梅花街派出所所管轄）很遠的海珠區赤崗派出所報案，公然稱我和曾華鋒“企圖敲詐勒索他”，結果在一個夜晚，幾位警察將曾華鋒強行帶進派出所並作了所謂的筆錄，並問我住在哪兒，最近情況如何，等等。對方在“收繳”了曾的有關採訪證件後，才放了他。此後，派出所又幾次三番的跑到華鋒家裡找麻煩，弄得這位老實巴交的同事趕緊搬離此地才了事。當曾憤而向有關部門投訴時，警方後來稱：“當時有人報案說你們敲詐勒索，後經查無此事”。警方不是我在自訴案論證會上還向曾特意詢問過我的有關情況，打聽我回廣州後住在哪兒嗎？我還聽說，赤崗派出所的有關民警後來又多次在我以前的居住地搜尋，但幾次“追捕未果”鄧不是早說過，廣州某部門要找我的麻煩嗎？那些訊息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憑我的感覺，今晚肯定有事！剛才的停電和那個電工的行為早就證明了一切。

事不宜遲，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準備最要緊的事。我急匆匆地從隨身攜帶的採訪本上撕下一張白紙，沙沙地寫下了幾位與我關係要好的媒體記者、海軍廣州基地的戰友、有關政府部門等地的朋友以及我的代理律師名字和電話。我剛寫完，正要對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的女友作必要的交待時，突然外面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這麼晚了，是誰敲門呢？”雖然有我在身旁，女友還是不由緊張起來。此時我心中早就有底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