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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請蘇聯予以諒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國黨派問題，勸誘蘇聯停止援華。（三）籍調停英德戰爭的姿態，使蘇聯感覺孤立，因而就範。”文章認為，這些淺薄的理由是騙不了蘇聯政治家的：第一，“蘇聯是中國的友邦，對中國同情最深，對日本認識最透，自然不會為松岡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諒解其滅華。”第二，黨派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人有把握予以解決，所以這個問題不會改變蘇聯的對外政策。第三，關於調整戰爭，英國首先不會相信其誠意；要讓蘇聯因為“感覺孤立”而就範，也沒那麼容易。另外，《大公報》還在3月24日的短評中說，松岡路經西伯利亞時，蘇聯在那裡舉行了軍事演習．這也表明松岡到莫斯科不會有什麼收穫。 然而，就如同羅斯福所謂“不能與夷燒彈講理”一樣，《大公報》的這些言論雖然用心良苦，但對於一個以暴易暴的政權來說，卻完全是對牛彈琴。松岡是在3月23日抵達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可見斯大林對他的到來是多麼重視。對於這種情況，也許局外人看得更為清楚。4月2日，《大公報》轉載《泰晤士報》的評論說：日蘇雙方可能要簽訂一個商務條約，以便為締結一個更廣泛的政治協定――互不侵犯條約作準備；這樣一來，日本就可以從30萬關東軍中抽出大部分來用於南進，“並將壓迫蘇聯，停止對華的援助。”第二天，該報又報道說，日本已宣佈，它與蘇聯舉行的經濟談判即將結束，可見《泰晤士報》的分析是有根據的。 4月4日，松岡在柏林躊躇滿志地對新聞界說，這次出訪比他“離國前所預期之成果，有‘加倍之收穫’”，並聲稱現在的形勢就如同“夜幕初啟，東方發白”一樣。4月7日，松岡訪問德、意之後返回莫斯科。為分析松岡是否負有特殊使命，輿論界紛紛猜測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時間。有的說三天，有的說四天，也有的說“松岡因有極重要之公務，已決定提前返國。”最後，還是松岡自己揭開了謎底：“本人原計劃於十日離此，但如展緩離此可有裨益，擬稍緩返國。”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雙方的司馬昭之心，已經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報》還是在4月9日社評中說：松岡此行的目的，是企圖爭取蘇聯在遠東地區保持中立。根據常識判斷，蘇聯是不可能否滿足其慾望的。第一，如果蘇聯滿足松岡的要求，就會使日本暫無北顧之憂，將力量用到對付中國和英美的戰略上來，這不僅對德、意、日有利，也對蘇聯構成了更大威脅。何況三國同盟就是反共聯盟，蘇聯絕不會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蘇兩國是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凡足以減弱中國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對華進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蘇聯一定不會允諾。”基於以上判斷，該報認為“聰明老練”的蘇聯當局，只有“發揮巧妙的手腕，使松岡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圖，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這顯然是書生之見，因為在斯大林的外交辭典裡，是找不到“友好鄰邦”等詞彙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語堂的分析較為透闢。他說：松岡此行的目標，雖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謀解決蘇聯問題”，但由於蘇聯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動權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裡。他強調，蘇聯的外並政策是先誘導德國進攻英國，再唆使日本佔領中國並攻打美國，以便自己從中漁利。（林語堂：《美國通訊》，《大公報》4月14日） 在莫斯科，松岡與莫洛托夫進行了兩天的談判後，突然宣佈要去列寧格勒訪問。據說，松岡曾經在那裡擔任過外交官，這一次不過是舊地重遊。但實際上很可能是等待蘇聯當局的最後決策。4月10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寧格勒訪問的時候，有訊息說他的行程將延長到本月13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後與莫洛托夫繼續舉行會談。當天日本首相近衛還對新聞界發表談話，但沒有透露日蘇會談的具體內容。4月12日，松岡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輪會談後拜會了斯大林。這說明雙方已取得滿意的結果。 松岡的行動自然引起外交界的關注。4月12日，我國駐法大使顧維鈞“急欲瞭解松岡二次訪問莫斯科有何用意”，會見了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顧在回憶錄中寫道：“鮑格莫洛夫說，此次會涉及到的只是對蘇聯和日本有關的問題，屬於商業或者經濟方面，諸如貿易和漁業等。他認為不會締結政治協議，同時第三方的利益也不會受到影響。他向我擔保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依然極其良好。他解釋說，兩國的邊界線很長，彼此間的關係極端重要。蘇聯政府希望看到中國依然是以民治為基礎的獨立的民主國家。日本外相在蘇聯逗留時間之所以延長，是因為他想多參觀一些地方。松岡剛剛訪問了他青年時代曾居住過一段時間的列寧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