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是日本從臺灣和朝鮮輸入廉價的米糧，平抑物價、穩定工資，而能加強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供應糧食，可以抑低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累積資本與擴充工業，而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利器。　第五、甲午戰爭與取得殖民地，也擴大了日本政府的稅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稅為主，在戰前１０年平均約佔稅收的６４％。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開徵專賣稅、消費稅，使稅收轉移為間接稅。戰後１０年間接稅成為主要稅目，平均約佔稅收的５５％。戰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稅收約６，　５００萬日圓、戰後１０年每年平均１億２，　４００百萬日圓，稅收的成長几達一倍。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單單臺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消費稅，每年就有４，　５００萬日圓的稅收貢獻。經營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見一斑。　第六、從另一種觀點來說，賠款與取得殖民地，也成為日本轉向政黨政治的契機。訂立馬關條約之後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領的自由黨改變態度，與伊藤博文的藩閥政府合作，因為日本有鉅額賠款而同意政府擴張軍備。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黨與進步黨合組為憲政黨，成立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即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內閣」。日本政治史上，藩閥與政黨的鬥爭始告一段落。其後，藩閥的伊藤博文也組織立憲政友會，使藩閥轉向政黨化了。這一切轉變，如果沒有外來賠款的龐大資金，日本是否能順利進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懷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馬關條約取得空前絕後的鉅額賠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之際，日軍派兵２萬２千名到中國，是列強中派兵最多的國家。然而，義和團事件的庚子賠款４億５，　０００萬兩（當時中國人口據估計是４億５千萬人，等於是每人賠１海關兩），其中日本只分得３，　４７９萬兩，比俄國（１億３，　０３７萬兩）、德國（９，　００７萬兩）、法國（７，　０８７萬兩）、英國（５，　０６２萬兩）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間的日俄戰爭，為了戰費日本政府在國內發行國庫債五次，共４億３，　４８８萬日圓，並依日英同盟向英國募公債四次共６億８，　９５９萬日圓，以及臨時公債１億８，　９５９萬日圓，總共舉債１３億１，　３５４萬日圓之多而打敗了俄國。結果未能向俄國取得分文賠款，就是割地也僅限於荒涼的庫頁島南部，而最重要的收穫就是俄國將在中國東北的利權轉交給日本。　第八、至於日本在「大東亞戰爭」（日本戰後改稱為太平洋戰爭）的龐大戰費，也是中國大陸無數的資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記錄，日本在「大東亞戰爭」（　包括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　的戰費，共達７，　５５９億日圓（　如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換算，約為現在的１７０兆日圓以上）　。此戰費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縱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簡稱聯銀、總行在北京）　和「中央儲備銀行」（　總行在南京）　所發行的通貨支出。前者與朝鮮銀行、後者與橫濱正金銀行有「互相寄存」的關係。　依１９８７年始出刊的『朝鮮銀行史』的記錄，其籌措戰費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所要支出的戰費，由日本銀行經朝鮮銀行東京支店，送款至朝鮮銀行的華北分店。朝鮮銀行即將此金額記入於本行內聯銀的存款戶頭，同時也將同額的存款記入於聯銀內的朝鮮銀行戶頭。於是朝鮮銀行即應日軍的要求，從聯銀的自行戶頭提取聯銀券，交給日軍購買軍需。隨著戰火擴大，在聯銀的朝鮮銀行存款不斷的被提取，但是朝鮮銀行裡的聯銀存款，則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當初由日本銀行匯入朝鮮銀行的日幣戰費款項，因為購買了日本政府發行的國債而支出，錢完全回流到日本國庫。結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國庫支出，而以增發傀儡政權的聯銀券來籌措戰費。如此的籌措戰費，在戰爭終了時華北的通貨膨脹，幾達日本國內的一百三十倍。　當然，日本帝國的籌借戰費和收括中國資源，也還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國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軍的阿片（即鴉片）謀略」來說，關東軍參謀部在「滿洲事變」之前，即要滿鐵調查部內的財務金融工作人員，在事前即潛入偵探整個地區的金融機關數目、內容和通貨狀況等，一旦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等地，這些金融工作人員便立刻進入該地的金融機關、銀行，瞬時間接收而改換日方銀行招牌。並以代金要求蒙疆農民種植鴉片，從此察哈爾產鴉片，經北京、天津運送到華北、華中地區。蒙疆銀行所賺取的鴉片利潤頗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鴉片收益為４，　３８２萬日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