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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貧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場上供給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腳盆呀，飯甑呀，飯盆呀，飯勺呀，水勺呀，鍋蓋呀，傾盆呀（覆菜碗、覆鍋頭的盆子），砧頭呀，菜板呀（切菜用，圓的叫砧頭，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籃呀（盛了割下來的禾挑往禾坪裡去打的），谷鬥呀（打禾用），礱盤呀（推子），樓梯呀，等等東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裡“做圓木的”匠人們挑了來賣。並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東西，是依了時節和需要而向圩場上供給的。礱盤一種要定做。風車要上杭師父才能造。全縣有十來個上杭師父，每年由上杭來一二次。水車一門，本縣農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縣陂圳多，很少遇到乾旱，用不著水車這種東西。

南門外還有兩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貧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資本家乃至稍微有幾個錢的佃農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請木匠做棺材。只有極窮人家，或是“抖緊”時候（急用時候），才會買這種火料子。失了東西或被人損壞了東西的人，常常是這樣破口大罵：“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愛割”的“割”，消滅的意思。）這就是形容火料子這種棺材是不名譽的人才用它的。有錢人家自己請木匠做棺材，這種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風車的師父們，他們兼著造棺材。

（14）火店

有劉萬利、合昌隆、劉鴻興、溫得利、潘發利、潘金利、湯日恆、同來安、曾記濤、九嫂子、大隻四嫂子、古流芳、劉？二（兼賣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裡的客人以挑擔子的為最多，佔去百分之八十。賣牛的，揹包袱子的（揹著包袱子向著別地找生活去），四鄉到城裡來打官司的，往贛州讀書的，變把戲的，賣膏藥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緣的，行醫的，看風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蓮花落的），共佔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擔子客人中，大多數是雞鴨客子，少數是挑煙皮客子（煙皮即菸葉）。

開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須幾條舊被窩，幾床粗席子，買點米買點柴火，就可開張。店屋租錢要在幾個月後才交付。

開火店賺錢，靠賺那些撐傘子的和穿長衫子的。他們來了，把點好東西給他們吃，把點好床鋪給他們睡，要走了給他們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擔子的及其他窮人來了，火錢（即歇錢）飯錢都要輕些。吃飯照碗數算，比長衫客子照餐數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會吃的一碗又一個零碗就夠，不會吃的半碗也夠）。吃酒的一壺水酒等於一碗飯價。火錢每夜三個銅殼子（即銅板），因為要點一盞燈火，還要燒水洗身，故要火錢。冷天蓋被窩，另拿被窩錢，每人兩個銅殼子。火店賣酒飯的利潤，每十毛本賺四毛。真的講起來，開火店的賺錢，還是靠畜豬子，因為火店的糠、飯湯和零飯，是經常有的。

火店的對頭是警察和衙門口的差人，因為警察、差人要盤查，常常借了盤查為難客子，弄客子的東西，如像借了查煙土，一轉眼把客子的銀錢偷去了。若當戒嚴時候，還要因對答不妥當受那無妄的飛災。以此客子怕上城裡的火店，天還沒黑，就在黃？、河嶺、長舉、新寨等離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來，火店的生意大受影響。

火店中，同來安店是反動的。店主陳登祺，出身卻是貧農，家在留車，窮得沒飯吃，因為他會兩手打，便在留車一帶鄉下教打。民國七八年他到縣城當法警，民國十四年就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他因與官廳勾結，又跟留車劣紳陳吐鳳要好，三二五暴動時保護縣長謝寅出險，為謝所賞識，政權恢復，被提拔為靖衛隊長。他率領隊兵到雙橋一帶擄人勒款，焚燒革命群眾房屋。謝縣長走了，他回到火店裡。這回蘇維埃沒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滿三千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尋烏城裡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佔了食品的一半。

兩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兩升半的價錢是五毛，豆腐一桌的價錢是六毛半，賺一毛半。所謂“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乾四十六塊，零賣每毛子七塊，三個銅殼一塊。若是小豆腐乾，則每桌九十二塊，每毛十四塊，三個銅殼兩塊。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乾、薄幹子四種。水豆腐銷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乾；薄幹子最少，因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開豆腐店賺錢，主要還是拿豆腐渣畜豬子。因為每天普通只能銷一桌豆腐，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