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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揭發了一起驚人案件：呂惠卿兄弟弄權貪汙——“華亭弄權奸利案”：

“變法”過程中，呂惠卿與其弟崇政殿說書

呂升卿、曲陽縣尉呂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機，與華亭

知縣張若濟狼狽為奸，以權強借華亭富民朱華等人錢

五百萬，用以私置田產五百頃；並使其舅父鄭膺強奪

民田，使僧人文達強奪王竺僧舍。此種陰行其事，以

權謀私、共為奸利的卑劣行徑，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呂惠卿傻眼了，連反擊的勇氣也沒有了。

這是“變法”七年來最大的一樁弄權奸利案。而且發生在一個主持“變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譁然，百官震驚。皇帝趙頊大駭，立即詔令“置獄鞠之”。華亭知縣張若濟、僧人文達、呂惠卿之舅鄭膺、富民朱華等人進了牢獄，呂升卿調離京都，呂惠卿也居家“養病”。

“李逢、劉育謀反案”和“華亭弄權奸利案”的出現，標誌著呂惠卿人格的破產。在富民強國口號掩蓋下“弄權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毀了“變法者”的名節。至此，“變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權力成了朝臣關注的中心。人們不再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樂、國家的興亡而爭執論戰，而是熱衷於權力和私慾的鉤心鬥角。“變法”人物也隨之紛紛失勢與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劉青謀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議論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無人真地聽從；呂惠卿因“華亭弄權奸利案”所證實的“執政踰年，所立黨派不一”的“結黨營私”，已成了御史諫官彈劾論政的主題。章惇、李定、徐禧、曾（日文）、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誠於“變法”的大小官員，都處於呂惠卿“死黨”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獄”而“鞠之”之內。“變法派”幾乎人人都在經受著勘審，個個都在心驚肉跳地等待著審查結果。

王安石“變法”的理想破滅了。呂惠卿“反目相噬”的誣陷，使人們看清了官場風波的險惡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場，能給國家帶來強盛、能給百姓帶來幸福、能給社會帶來祥和嗎？呂惠卿的“弄權奸利”使人們看到了財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權謀私的恐怖。人們突然感到“法度”變更的無力和悲哀。人的靈魂的淨化決非“法度”的變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別是官們的靈魂淨化也許更難更難；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張方平藉機上呈的“奏表”，要求彈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

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彈劾，人將不堪

呂公著也開口說話，他請求皇帝趙頊迷途知返：

古之為政，初亦有不信於民者，若子產治鄭，

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

與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館閣校勘王安禮的疏諫也擺在皇帝趙頊面前，對“變法”中出現的“以權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機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國夫，

足以幹陰陽而召星變

沉寂數年的反對“變法”之風又藉機颳起，皇帝趙頊心寒了，對這些反對“變法”的言論，不再暴跳如雷。他對這些疏奏不加任何諭示地轉交於宰相王安石。王安石舉目茫然，既無力反駁，也無心反駁了。

“李逢、劉育謀反案”和“華亭弄權奸利案”的出現，使王安石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他不敢過問“李逢、劉育謀反案”，因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過問“華亭弄權奸利案”，怕陷於更為可怕的紛爭。他心神緊張地為南北邊患的夾擊忙碌著：北面遼國侵犯黃鬼山邊地，朝廷已派天章閣待制韓鎮去河東與遼國使者談判，若談判失敗，將於黃鬼山北失地東西七百里，北部邊防之險將失之盡矣；南面交趾的兵馬已在圍攻邕州城，知州蘇緘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無章閣待制趙離為安南招討使救援，若援兵遲至而城陷，則邕州城裡五萬黎庶將盡遭塗炭！他在默默地克盡一個宰相的職守與臣道，同時等待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兩案相繼折騰了半年之久，皇帝趙頊因此而心力惟淬。特別是這兩個案件所反映出呂惠卿與王安石的鉤心鬥角、相互傾軋，使他寒心至極、失望至極。而在這兩相傾軋中所顯出的王安石、呂惠卿各自擁有的力量，更使他寢食不安、提心吊膽。“變法”，竟然“變”出了群臣結黨、擁權坐大、謀反有形、貪讀驚心、禍國殃民，而且矇蔽朕於鼓中！一顆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終於越來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變了，變得喜怒不形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