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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合編）一直到《收穫》（中間還有些日報的文學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勞動。最後在醫院病室裡他還在審閱《收穫》的稿件。我們兩人對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來我看見他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地埋頭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讀者面前，我深受感動。我做編輯工作就遠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見過的一位最好的編輯，要是他能活著編選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過潔思理解她父親，她做這工作也很認真負責，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會使她父親的讀者失望。

靳以剛剛活了五十歲。最後十年他寫得不多。他很謙虛，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過去的作品。我還記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們在北京開會，同住一個房間，晚上我拿出《寒夜》橫排本校樣在燈下校改，他看見了就批評我：“你為什麼還要重印這種書？”我當時還不夠謙虛，因此也只是笑笑，仍舊埋頭看校樣。後來《寒夜》還是照常出版。但是，兩三年、四五年以後我自己也感到後悔，終於徹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復，作家的思想也在變化。靳以離開我們二十三年，我無法知道他現在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說出我今天的意見。作家有權否定自己的作品，讀者也有權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為作品發表以後就不再屬於作家個人。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財富。凡是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勵人積極地對待生活的或者給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覺到自己和同胞間的密切聯絡的作品，凡是使人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真理和正義的作品都會長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會是例外。

《靳以選集》序（2）

三月二十二日

懷念滿濤同志（1）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得你律己似嫌過於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事不是個人可以負責的。”

他的話裡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對自己並無嚴格要求，倘使要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總是事後拿悔恨折磨自己。說到責任的問題，我想要是我們能夠丟開“明哲保身”的古訓，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處世，那麼有些事可能就不會發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換一個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和滿濤同志間並無私交。關於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編的一種叢書裡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訶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只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訶夫，所以譯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後我才看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多，大都是在學習會上，偶爾也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只是點頭握手，至多也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胡風問題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現了給滿濤信裡的幾句話，講到什麼“組織原則”，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心。不過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並未吃到多少苦頭，過一個時期又出頭露面，仍然是市政協委員，他譯的書也還在出版。他喜歡看川戲，川劇團來上海演出，我總有機會在劇場裡遇見他。

於是來了所謂的“十年浩劫”。我後來給朋友寫信說：“十年只是一瞬間。”其實那十年的歲月真長啊。這之間我聽到不少關於熟人們的小道訊息。我也曾想到滿濤，後來我聽說他在幹校做翻譯工作，再後又聽說他身體不好，同時我看到了他和別人一起譯成的小說。人們說他工作積極。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協上海分會給“四人幫”的爪牙徹底砸爛，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專搞翻譯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願意，而且仍舊是“控制使用”，這正是對我這個不承認“人權”的人的懲罰。我藉口身體不好，一個星期只去兩個半天參加政治學習。頭一次去參加傳達什麼檔案的全體會議，走進弄堂不久看見了滿濤，他也發現了我，很高興，就到我身邊來，表示歡迎，邊走邊談，有說有笑，而且學著講四川話，對我很親切。這樣的遇見或談話我們之間有過幾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滿濤的笑語的確給我帶來一些溫暖。我聽人說，他身體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聽說他工作積極，總是爭取多做。我便勸他注意身體。他笑笑，說，“不要緊”。

又過了一些時候，時間我記不準確了，大約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總之是在“四人幫”活動猖獗的時期，一天上午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