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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聽見床前骨灰盒裡她的小聲呼喚，她的低聲哭泣。

怎麼我今天還做這樣的夢？怎麼我現在還甩不掉那種種精神的枷鎖？悲傷沒有用。我必須結束那一切夢景。我應當振作起來，即使是最後的一次。骨灰盒還放在我的家中，親愛的面容還印在我的心上，她不會離開我，也從未離開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並不感到孤單。我還有勇氣邁步走向我的最終目標——死亡，我的遺物將獻給國家，我的骨灰將同她的骨灰攪拌在一起，撒在園中，給花樹做肥料。

鬧鐘響了。聽見鈴聲，我疲倦地睜大眼睛，應當起床了。床頭小櫃上的鬧鐘是我從家裡帶來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時間：六點半起身。兒子幫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麼夢，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錄：答井上靖先生（1）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紀念的時候，拜讀了先生的來信，充滿友情的語言使我十分感動。雖然在病中寫字困難，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寫出我心裡的話來。

您談到我們幾次見面的情況。我得承認，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會見，我已沒有什麼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謁的情景，還如在眼前。在那個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積雪未化，我們在樓上您的書房裡，暢談中日兩國人民間的文化交流。我捧著幾冊您的大作告辭出門，友情使我忘記了春寒，我多麼高興結識了這樣一位朋友。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誼的開始。

那個時候中日兩國間沒有邦交，我們訪問貴國到處遇見阻力，彷彿在荊棘叢中行路，前進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難。但是在泥濘的道路上，處處有援助的手伸向我們。在日本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一連三年我懷著求友的心東渡訪問，我總是滿載而歸，我結交了許多真誠的朋友。我曾經和已故的中島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談，說中日友好事業的發展也是他用心血寫成的“天鵝之歌”；我敬佩他挑選了這個值得獻身的工作，同時我也表示願意為它獻出自己的力量。我還記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訪問結束，離開東京的前夕，代表團同接待工作人員舉行聯歡，席上大家交談半個多月的活動和相處的情況，感情激動地談起中日人民友誼的美好前景，不僅幾位年輕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淚，連我、連比我年長的謝冰心女士，我們的眼睛也溼潤了。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遭到破壞，兩國人民就會遭受大的災難。

關於這個，我們兩國人民都有難忘的慘痛經驗。中日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人民友誼，流傳著許多動人的故事。我讀過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過奈良唐招提寺鑑真大師的雕像，大師六次航海、十二年東渡成功的情景經常在眼前出現。我也曾在刻著詩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彷彿接觸到充滿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動。人民友誼既深且廣，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訪問，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觸，朋友間的相互瞭解也不斷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還記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們在上海和平飯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您說：比起西方人來，日本人同中國人更容易親近。您說得好！我們兩國人民間的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們謙虛，不輕易吐露自己真實的感情，但倘使什麼人或什麼事觸動了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交出個人的一切，為了正義的事業，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真摯的友情，我們甚至可以獻出生命。您我之間的友誼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面的。先生來信中提到“文革”期間十一年的訊息隔絕，但我在前面說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誼裡仍然包含著這十一年，因為我在“牛棚”內受盡折磨、暗暗背誦但丁的《地獄》的時候，我經常回憶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歡聚、坦率交談的情景，在嚴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聽說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訊息，要求同我見面。可以說，就是在我給剝奪了同你們會見的權利時，我同你們之間的友誼也不曾中斷。而且我們的友誼正是在重重的困難和阻力中發展起來的。

由於兩國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友誼發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樹木正在開花結果。但是破壞友誼的阻力始終存在，軍國主義的逆流一直在翻騰。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歡聚，常常感覺到：保衛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們責任重大。我至今心有餘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門拜望的時候，我還帶著熬心斷腸的痛苦回憶。我是“身經百炸”的一個倖存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