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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民的真摯的感情，我將它作為附錄收進這個集子。

最後我還想講一件事。從寫第三十幾則“隨想”起，我養成一種習慣，讓女兒小林做“隨想”的第一個讀者，給我提意見。小林是文學刊物的編輯，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她校閱我的每一篇“隨想”都認真負責，有話就講，毫不客氣。我們之間有過分歧，也有過爭吵。我有時堅持，有時讓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見刪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編輯《病中集》，重讀兩年來的舊作，我覺得應當感謝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議。作為年輕人，她有朝氣，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種老年人翻來覆去的嘮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無題集

訪日歸來（1）

一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在醫院裡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只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瞭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跟疾病做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援。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援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①，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閒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儘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裡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著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我只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