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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總得弄個明白！？即使我毫無貢獻，提到“五四”我總是充滿感激之情。

我還記得當初如飢似渴地搶讀新文化書刊和同代的青年一起跟著“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前進，那樣的興奮，那樣的熱情，那樣充滿信心！提倡“科學”，要求“民主”，幾代的青年為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自由獻出了自己的熱血。固然關於“科學”我們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績不夠理想，而在有些地區愚昧無知和封建迷信的現象甚至相當普遍；至於“民主”，我們的祖先並沒有留下什麼遺產，儘管我們叫嚷了幾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憶尋根，順藤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捱打、叩頭、謝恩”的場面，此外就是說不完的空話。我們找不到民主的傳統，因為我們就不曾有過這個傳統。“五四”的願望到今天並不曾完全實現，“五四”的目標到今天也沒有完全達到。但這決不是“五四”的錯。想不到今天我們中間還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幾千年的垃圾當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樓臺、寶塔。他們四處尋根，還想用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準則“行事、做人”。

我們究竟怎樣總結“五四”的教訓呢？為什麼做不到“完全”？為什麼做不到“徹底”？為什麼丟不開過去的傳統奮勇前進？為什麼不大量種樹摘取“科學”和“民主”的果實？我想來想去，始終無法避開這樣一個現實：老化。

我有很深的體會：老，並不值得驕傲，倒值得我們警惕。拿我個人來說，我有不少的雄心壯志，可是我沒有夠多的精力。我老了，擺老資格也沒有用，我必須向年輕人學習，或者讓位給年輕人。這是自然的規律。

那麼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嗎？

七月二十九日

懷念胡風（1）

一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於“胡風丟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著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關於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於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過去提醒他。後來儀式完畢，覆蓋著“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眾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見胡風，他著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他並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丟了錢，大家應當支援他。”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喪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著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殯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並無什麼組織關係。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只好向胡風發些牢騷。我們也瞭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於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詳細內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內，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掛著槍。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