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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便是北京來的訃告和小銓的信，告訴我一位勤勤懇懇埋頭工作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後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見不到了。他是那麼善良，我從未聽見他講別人的壞話，他也並不抱怨生活。我看見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那麼安靜。他默默地死去，不會有什麼遺憾吧。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他做到了有一分熱放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他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懷念均正兄（3）

我沒有去北京參加他的追悼會、向他的遺體告別，作為一個老朋友，覺得有負於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學習不了他。像他那樣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兩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訪巴黎歸來，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顧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國華嫂一人，小銓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國華嫂高高興興拿這拿那，熱情不減當年。家中很安靜，很有秩序，國華嫂精神好，講話多，坐在她的小房間裡我仍然像從前那樣感到不變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溫暖，好像均正兄還在出版社辦公或者出席什麼會議，他並沒有離開我們。

十二月十三日

我的名字（1）

我這裡要講的只是我的筆名，不是我父親給我起的學名。我的學名或本名已經被筆名“打倒”和“取代”了，這是我當初完全沒有料到的。幾十年來有人問我“貴姓”，我總是回答“姓李”，而人們卻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國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食堂樓上宿舍裡寫完小說《滅亡》，用五個練習本謄好全稿，準備寄給在上海的朋友，請他代為印刷。在包紮投郵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書上印出我的本名，讓人知道作者是誰。於是我在扉頁上寫了“巴金著”三個字。

這就是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的開始。關於它我已經做過多次的解釋，說明我當時的想法。我看用不著在這裡多說了。其實多說也沒有用處，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今天還有些外國人喜歡拿我這個筆名做文章。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形式主義者。我使用筆名，只是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隱藏起來，我不會在名字上花費精力、表現自己。其實在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過一個筆名發表小詩和散文，不過那個筆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過去發表的東西我也並不喜歡。在沙多—吉里養病的時候，我給美國舊金山華僑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寫過好些雜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滅亡》發表以後我便不再用這個筆名了。

小說《滅亡》在上海《小說月報》一九二九年一月號上發表，連載了四期。但“巴金”這個名字第一次的出現卻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東方雜誌》十九號上面。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里過了暑假後，到巴黎住了一個時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給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寫的《托爾斯泰論》（法譯文刊在巴比塞主編的《世界》上面）。為了紀念托爾斯泰的百歲誕辰，他要我翻譯這篇文章給《東方雜誌》發表。過幾天我譯好全文要給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個新的筆名，不加考慮就寫在譯稿上面。這樣《滅亡》刊出，愈之他們就知道作者是誰了。

《滅亡》連載後得到讀者的鼓勵，使我有機會陸續發表作品。我走上文學道路，是比較順利的。我並沒有到處碰壁的經驗，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編輯部退回，這部退稿經過我改寫後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來只打算用一次兩次的筆名，卻被我接二連三地用了下去。編輯先生喜歡熟悉的名字，讀者也習慣常見的筆名。“巴金”收到各地讀者的來信，我用筆名結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還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後面過平凡人的日子。後來本名給筆名淘汰了，即使別人承認我姓李，我也不會得到安靜。我想不必計較吧，反正人活著，用什麼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小說《萌芽》被查禁，我的筆名在上海犯了忌諱，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筆名，先是“餘一”，以後又是“王文慧”和“黃樹輝”，還有“歐陽鏡蓉”。然而不多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圖書雜誌審查會就“被迫”撤銷，“巴金”又不知從哪裡鑽了出來，不過活動範圍也只限於書刊，因此認識“巴金”的人並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場所出現，也不會讓人識出。

解放後前十七年中我參加社會活動較多，無法再躲在本名後面過清閒日子，連我自己也幾乎忘記了還有一個本名。它的惟一的作用就是作為戶口簿上的戶主。這些年我寫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