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2/4 頁)

正發生過的事情。像高家那樣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國似乎已經絕跡，但封建社會的流毒還像汙泥濁水積在我們的院內牆角，需要我們進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鬥爭，才能把它們掃除乾淨。有一個時期連我自己也誤認為我的小說早已“過時”，可是今天我還感覺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斬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絡，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說並沒有“過時”。

當然它總有一天要“過時”，我是指到了汙水給打掃乾淨的時候。但新社會總是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要了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記昨天的事，我們都是從昨天走過來的。對我來說，《家》今天還是警鐘，多麼響亮的警鐘！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語譯本的序文。在翻譯這小說的時候，譯者曾來信要我為譯本寫篇短序，我說我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譯本一共寫了十篇以上的序，說來說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飯，決定不寫什麼了。後來見到譯者，我也表示了這樣的意見。這次出版社準備發稿，來信中又談起了寫序的事，我一口答應，動筆寫了六七百字，過兩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話要講。但在序文裡我只是簡單地講了幾句，我害怕讀者會感到厭煩。我讀小說就不看什麼前言、後記，特別不喜歡那些長篇大論。

在短短的序文裡我講了兩件事情：一，我對世界語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歡刪節過的英譯本《家》。

先談世界語，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語之特點》。當時我不到十七歲，還沒有開始認真學習世界語，我只是在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麼雜誌上讀過宣傳世界語的文章，自己很感興趣，就半抄半寫，成了這篇短文。短文發表以後，有一位在高階師範唸書的朝鮮學生拿著《半月》來找我商談開辦世界語講習班的事。我只好告訴他，我寫文章是為了宣傳，我手邊連一冊課本也沒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講習班終於沒有辦起來。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唸書，找到了世界語課本，便開始學習，每天一小時，從不間斷。讀完課本，我又寄錢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語書店”，函購國外出版的世界語書籍。仍然每天一小時（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幫助（我有一本英國愛丁堡出版的世界語　—　英語小字典），一個字也不放過。一本書讀完，我又讀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語書店裡只有寥寥的幾十種書，不過也能滿足我的需要。它有什麼書，我就買什麼書。首先我讀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選》，這是創始人柴門霍甫編譯的。接著我又讀了《波蘭作品選》、《安徒生童話集》和別的一些書，如卜利瓦特的《柴門霍甫傳》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語了，在通訊、寫文章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開始用世界語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也不過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語寫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此外，我還為上海世界語學會編輯了幾期《綠光》雜誌，在上面發表了兩三篇像《世界語文學論》那樣的文章，談個人的印象，當然很不全面，因為我讀書有限，只讀了學會的半個書櫥的藏書，而且不久連這些書也被“一·二八”侵滬日軍的炮火毀得乾乾淨淨。這個學會在閘北的會所給燒光之後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間屋子，繼續活動了一些時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後成立了新的世界語學會，但是我已經離開了運動。我是舊學會的會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從法國回來不久參加了學會，後來又當選為理事。在“文革”期間“巴金專案組”的人審訊我的時候，就揪住這個“理事”，這個“會員”不肯放。他們問來問去，調查來調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參加過兩個團體，另一個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我也是這個協會的理事，別的我再也編造不出來，他們夢想發現什麼“反動集團”，結果毫無收穫，幸而他們只會使用斥罵、侮辱這一類的手段，沒有采用嚴刑拷打（文藝界中吃過這樣苦頭的人確實不少），否則我也不可能在這裡漫談對世界語的感情了。這感情今天還存在。雖然我已經沒有精力繼續做從前做過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關心世界語的事業，並且願意為它的發展盡一份力量。

一篇序文（2）

再過五年，一九八七年，將是世界語誕生的一百週年。一百年！它應當有更大的發展。

三

關於《家》，幾十年中間我講了不少，現在似乎無話可說，其實也用不著我饒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