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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畫像在我家裡已經掛了將近兩年，朋友們看見它，都說不像，說是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但畫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過了幾個月他又來向我建議，要給我再畫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實的熾烈的心情寫進畫面”①，要畫出一個煥發青春的老作家來。他的好意和熱情使我感動，我不便推辭，就答應了。其實我對一般人所謂“煥發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從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帶著畫稿到我家裡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的工作室裡“足足耗上了六個半天”。他相當緊張，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他的畫完成了，送到華東肖像畫展覽會去了。我向他道賀，可是我仍然說，我更喜歡那幅油畫頭像。我祝賀他成功地畫出了他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奮”，他的“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心”。他畫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應當是他自己。我不過是畫家的題材，在畫面上活動的是畫家的雄心壯志，畫家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厚感情。站在這幅畫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奮。畫家更成熟了，更勤奮了，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更有信心了。

兩年來我常常聽見人談起“煥發了革命的青春”，有時指我，更多的時候是指別人。拿我來說，我考慮了幾個月，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煥發了青春”，也不是“老當益壯”。我只能說，自己還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橫行的時期，我的生命力並未減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別的方面消耗它。那個時期，“四人幫”及其餘黨千方百計不要我多活，我卻想盡方法要讓自己活下去。在這場我要活與不要我活的鬥爭中，沒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我的生命力可以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寫作，我當然要毫無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況我現在面對著一個嚴酷的事實：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寫的作品全寫出來，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閉上眼睛，這是我最後的願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奮勇前進的不僅是當前的大好形勢，還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內傷。老實說，我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更多。

三次畫像（2）

那天雲階同志走了以後，我關上大門，在院子裡散步，還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話：“他生活困難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①　這是講雲階同志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真堅強。兩年來同他的接觸中我一直沒有感覺到一九五七年給他投下的陰影，我始終把第三次肖像畫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歡笑。現在一句話說出了畫家二十二年中間悲慘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將來不會再有什麼“改正了的錯劃右派”這頂帽子吧。那麼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所身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應當從此結束了。

三月十七日

“五四”運動六十週年（1）

詩人田間來信：“‘五·四’六十週年快到，《河北文藝》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題目由您自己決定”

讀到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運動的六十週年。六十年前的事情彷彿還在眼前，那個時候我還是十五歲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歲的“老朽”了。六十年，應該有多大的變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樣懷著強烈的感情反對封建專制的流毒，反對各種形式的包辦婚姻，希望看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舉著兩面大旗：科學與民主，喊著口號前進。我如飢似渴地搶購各種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處寫信要求人給我指一條明確的出路，只要能推翻舊的，建設新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甘願。和我同時代的許多青年都是這樣，雖然我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們是“五四”運動的產兒，是被“五四”運動的年輕英雄們所喚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們的英雄事蹟撥開了我們緊閉著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挽救了我們。

不管怎樣，歷史總是篡改不了的。我得為我們那一代青年說一句公道話。不論他們出身如何，我們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出路，不是個人的出路。在“四害”橫行最黑暗的日子裡，我之所以不感覺到灰心絕望，是因為我回顧了自己六七十年間走過的道路，個人的功過是非看得清楚，不僅我自己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不曾完全忘記，連別人講過什麼、做過什麼，我也大致記得。“四人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