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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寫得多好啊！我記得就在我來桂林之前在廣州市一個碼頭，僱小艇轉到我們租賃的木船，小艇沿著河面緩緩地流去，岸上的景物開始變為模糊，我用留戀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敵軍進城以後它們的“命運”，我不停地在心裡說：“廣州，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那個時候我多麼愛這個我們就要失去的美麗的城市！那個時候我才懂得它是多麼美麗，多麼牽繫著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話裡包含著多麼深、多麼豐富的感情。在抗戰的年代裡我不知道多少次反覆說著這一句話，我常常含著眼淚，但是我心裡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時候我也相信我們美麗的土地是敵人奪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從臺北坐車去基隆，在那裡搭船回上海。小車飛馳著，南國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麼明亮，那麼茂盛！我上了船，望著美麗的海港漸漸退去、朋友們的揮動的手終於消失的時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著欄杆，搖著手，低聲說：“臺灣，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寫的一篇慶祝上海解放十週年的文章裡，還用了這樣一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今天單單念著這個題目，我就十分激動。我在文章的開頭寫著：

一九三八年一個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間平屋裡，一位朋友交給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動地讀著那個題目：《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

這裡寫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寫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現在記起來，應當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叢》第二卷合訂本，重讀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題目原來是《江南的記憶》。我把這篇散文發表在《文叢》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當時在桂林就只編印了這一冊刊物。至於《文叢》第二卷第四期還是在廣州排好的，刊物來不及付印，廣州就受到敵軍的圍攻，我帶著紙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編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還是他留下來的。

關於麗尼同志（2）

我在桂林印出兩期《文叢》，後來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裡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訂本，印數僅一千冊，送了十多本給我。一九四○年七月我離開上海經海防去昆明的前幾天，忽然聽說日軍要進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幾次在報館工作的朋友們的電話。從下午起我燃起火爐，燒信燒書，一直燒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叢》合訂本全燒了。倘使借不到這本書，我今天還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題目。

以後我在重慶、在上海還看見郭。他重新翻譯了契訶夫的劇本。可是他始終擺脫不了國民黨政府機關裡的工作，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國解放後，他起初在武漢，後來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見過他多次，他講話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著，偶爾講兩句有關翻譯工作的話，很少談起散文。他重新翻譯了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和《貴族之家》，他還校改了陸蠡翻譯的小說《羅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記憶》以後他似乎再也沒有寫過散文了。他為什麼沉默呢？為什麼不爭取一個機會寫出他心裡的感情，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新社會的感情呢？可能是過去那一段時期的生活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他的肩上，他感到舉步艱難。他從事電影藝術書刊的翻譯。他響應號召去廣州擔任華僑學生的教師，一九六八年他在“勞動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十年以後一九七八年，廣州暨南大學開追悼會，宣佈了對他的歷史的審查結論，給他恢復了名譽。

在我靠邊的期間有人從廣州來“外調”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談起來，他只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個清清白白、尋尋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對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一個損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兩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麗的土地，我們的！”這樣響亮的聲音，這樣深厚的感情！我永遠忘記不了《江南的記憶》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發表文章，用了一個奇怪的筆名：麗尼。這是他幼小時候一個女友的名字，這個外國女孩早早地死去了，為了紀念她，他寫了《月季花之獻》、《失去》等散文，還把她的名字的譯音作為自己的筆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主張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