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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軍事戰略上與確定德國國防軍的主要突擊方向有關的失誤，由於斯大林頑固地不願正視祖國已面臨戰爭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而變得更加嚴重了。

在此同時，希特勒召開了高階軍事領導人的會議，會議過程中聽取了將軍們關於進攻蘇聯的準備工作完成情況的彙報。他們向他報告說，自５月２２日起德國的鐵路部門實行快速執行計劃，部隊的集結工作將於６月１９日結束，部署在維斯瓦河以西的空軍第一突擊兵團將於２１日傍晚把基地從低空轉移到靠近蘇聯邊界的機場去。在詳細瞭解了情況後，元首對計劃只提出了一個不大的改動：把進攻的開始時間從６月２２日的３時３０分改為３時。

斯大林在收到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後來事實表明基本上是正確的資訊和訊息的時候，沒有下決心採取緊急的軍事措施來適應戰役戰略部署計劃。如果能及時地、果斷地並儘可能秘密地實行必要的作戰措施和動員措施，那麼戰爭初期的情況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對斯大林這個時期的行動，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評價：“有足夠的理由爭取推遲蘇聯參戰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針不容許發生有可能被德國用來作為發動戰爭的藉口的事情，從社會主義祖國的歷史需要看也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過錯（確實是過錯！——本書作者注）在於，他沒有看到、沒有悟到應該有一個界限，超過這個界限這種政策就變得不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險的。應該勇敢地跨越這個界限（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裝力量進入一級戰備，進行動員，把全國變成一個軍營。看來應該把時間適當推遲，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６月份，但是可以秘密進行的工作應該早一些完成。有足夠的事實證明德國已經準備好向我國發動軍事進攻，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要隱瞞是很困難的。惟恐西方會議論紛紛，說蘇聯有侵略意圖——用不著擔這個心。由於種種不取決於我們的情況，我們已經到了戰爭的邊緣，必須堅定地再向前邁一步。我們祖國的利益要求這樣做。”瞾矎矖矠也許這樣做總共只需要一週的時間？誰說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軍區進入戰備的訓令哪怕早幾天發出就好了！斯大林的個人專權妨礙了一切。

很難不同意這些清醒的議論，但如果這些議論在戰爭前夕就發表出來，那該多好！遺憾的是，斯大林周圍的軍政人員中誰也沒有試圖說服他相信華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過遲才說出的那一點點真理！朱可夫在談到軍人們在這個最嚴重的戰略失算中應承擔的那一份罪責（還不小呢！）時也說：“當戰爭危險日益臨近時，我們這些軍人看來沒有盡一切力量說服斯大林相信蘇德戰爭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發，向他證明必須將作戰和動員計劃規定的緊急措施付諸實施。”瞾矎矘矠請讀者注意“說服”斯大林“相信”這個詞

一個領導人的偉大、英明、成熟看來就在於，恰恰是領袖應該使周圍的人相信自己所作決定的正確性。列寧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這裡我們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問題的領導作風，他實際上常常簡單生硬地否定可供選擇的建議和決定。斯大林在表達意志時剛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見。當然，用克勞塞維茨的話來說，“戰爭就是旨在迫使敵人執行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結合起來也能做到這一點。

斯大林的剛強的理智在上述情況下表明瞭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關係是怎樣的。斯大林堅定不移地追求一個既定目標：防止戰爭。但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目標的願望似乎把其餘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為為了達到目標，按“領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當我們試圖根據對當時一些具體事實的分析來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時，我們看到，“領袖”之所以固執，是由於他過分自信，不能承認自己所作決定的錯誤，非常自尊。這種往往“不受監督”的、近似於倔強的固執，最終又損害到產生固執的意志本身。結果固執在某個階段似乎麻痺了意志，並且突然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這種羈絆來束縛意志。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實現極其需要、極其重要的步驟。斯大林這個無疑是意志堅強的人，在戰爭前夕的最後幾天，特別是在決定性的時刻，就是這個樣子。意志變成倔強，就聽不進理智講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話，這就是“盲目的倔強”，它同理智的論據發生了衝突。

對所有這一切，我再強調一遍，斯大林不具備預見的才幹，不能窺見一點未來，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線那邊。他繼續聚精會神地注視著現在，陶醉在符合心願的想法中。他沒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則，難道他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