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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敢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但他無論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戰線的西方並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講話中不止一次地重複同一個思想：德國人應該從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遭到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兩條戰線同時作戰是極不理智的。不過極不理智也可能成為現實。須知歷史的發展主要不是週而復始的迴圈，而是沒有終極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顯然是直線的單維的邏輯看問題，是大錯特錯了。然而誰也不可能產生去糾正“領袖”的想法，因為大家已經習慣於認為他“一貫正確”。

斯大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圍一班人近幾年來在政治和軍事戰略方面犯下了嚴重的失誤？對這一點只能猜測。儘管後來在與丘吉爾、朱可夫的談話中，而且在戰後，正如我們所記得的，在克里姆林宮招待各方面軍司令員時的講話中，他鼓起勇氣概括地談了政府所犯的錯誤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這些場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沒有提到這首先是他本人的錯誤。這一點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錯誤產生的根源不僅在於不正確的推測、未經證實的預報和侵略者的暗算。這一切當然存在。但是失算、錯誤、不可饒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強調一遍，就在於個人專權。當“一貫正確和英明的領袖”這一形象已經確立之時，很難去責怪人民委員們和總軍事委員會。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個思想觀點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對臺戲”、“政治上幼稚”，並遭到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大家對一些政治審判案都還記憶猶新，在處理這些案件時什麼都審：在簽訂佈列斯特和約時所持的立場；假如認識克里姆林宮的衛隊長雅·彼得斯，那就意味著參與策劃“宮廷政變”；在國外同官方人士會晤，那自然就是“傳遞情報”，如此等等。

從主觀上說，雖然斯大林向黨和國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標，但是對這些目標的實現和認識卻沒有經過集體智慧的深思熟慮，不是把各種觀點加以對照的結果。由於“領袖”搞個人專權、“一貫正確”、作結論武斷，就不自覺地堵塞了言路，沒有人向他提供客觀的報道、獨到的建議和別具匠心的解決方案。人們通常只向他講他願意聽的東西。經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決定的制訂和透過沒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經過真正的集體討論，這就損害和限制了權力機構的才智。

為了迎合“領袖”，人們眾口一詞，說“紅軍是不可戰勝的”，說“在德國無產階級的意向在增強”，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困難“會從內部動搖這些國家”。報刊這樣寫，電臺這樣廣播，理論家們這樣反覆宣傳。例如，斯大林深為器重並不止一次地與之談話的科學院院士葉·瓦爾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寧軍政學院作報告時斷言，現在“產生一個問題：在這場戰爭中是否有戰勝者和戰敗者？換言之，戰爭將長時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個參戰集團都無法戰勝另一個參戰集團”。瓦爾加斷言，蘇聯的利益“要求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危機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維護和平”。接著院士得出了一個純屬託洛茨基主義的結論（但既然這不是托洛茨基說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沒有反駁）：“如果局勢發展到在某些國家由於戰爭而發生革命危機，資產階級政權被削弱，無產階級來奪取政權，那麼蘇聯就應該幫助而且一定會幫助別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瞾矋矖矠

這些廣泛流傳的觀點顯然過高估計了蘇聯和紅軍的力量，使人“認得出來”是國內戰爭時期的情緒——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應當說，即使在個人迷信時期，也有頭腦清醒、敢於講話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寧軍政學院的一批學者起草了一篇報告《論軍事思想體系》（斯大林也曾看過）。除那個時期的傳統論點外，報告還大膽地闡述了一些“犯禁的”問題。報告的作者們尖銳地提出了蘇芬戰爭失利的原因問題：軍隊幹部的文化素質低下，虛假的宣傳（如紅軍“不可戰勝”的口號），以及“不正確地闡述紅軍的國際主義任務”。報告強調指出：“當時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見，說什麼同蘇聯作戰的那些國家的居民必然會而且幾乎是人人都會起義，轉向紅軍方面。”老講“不可戰勝使得人們變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輕視軍事科學；在技術方面則導致落後，在軍事理論方面則導致只研究一種戰鬥形式而偏廢了其他戰鬥形式”。報告的作者們接著寫道：在涉及技術威力的問題上，我國的宣傳走上了“盲目輕信勝利的歧途”。不能把國內戰爭的經驗“奉為金科玉律”。“不應當把在一定條件下的退卻視為恥辱，應當教會人們不僅懂得進攻的藝術，而且懂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