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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家對你懷有敵意，我們應當出走！”他安慰她：“為什麼要幹這種醜事，損害你的命運？忍耐幾個月，雙親就會同意我們結婚。”拉薩爾既沒有得到這種同意，也沒有得到這位姑娘。不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決鬥中把他打死了。鍾情的姑娘為拉薩爾痛哭一場，後來就嫁給了那位兇手也許命運也給布哈林提供過這樣的機會——出走？１９３６年２月４日，布哈林曾到國外去購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檔案材料。他當時已經感覺到，他脖子上的絞索正在收緊。柯巴是不會開玩笑的。他要開玩笑，那就是拿絞刑犯來開玩笑他當時在巴黎是否有過不回祖國的想法？他現在是否為失去這次機會而懊悔？誰也不知道。不過他的一生都是這樣：用羅伯斯庇爾的話說，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國才能與墳墓一起獲得永生。

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為什麼命運是如此殘酷無情？正是他在某個時期曾幫助柯巴站住了腳如果他當時同託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堅決、更徹底，那他們大概在１９２７年就能夠使斯大林就範。可是布哈林當時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

布哈林在“偵訊”過程中很長時間默不作聲，案子顯然會曠日持久，於是斯大林准許葉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僅如此，由於他的堅持，在這之前還向各地下達了這樣的說明：“從１９３７年起，聯共（布）中央允許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實踐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情報機關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戰士使用肉刑的方法，並且以最惡毒的形式使用這種方法。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國家安全機關對待瘋狂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和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不共戴天的敵人要那樣仁慈呢？聯共（布）中央認為，對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敵，作為例外，今後應當使用肉刑的方法，應當把這種情況下使用肉刑看作是可以允許的和正確的方法。”

實際上，這種“例外”變成了常規，只要被告在同偵查員“對話”時表現得不太順從，立刻就採用這種方法。斯大林實際上正式批准了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基本準則的做法。因此，當人們再一次向斯大林報告，說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時候，他就建議放寬“審訊的方法”。當雙管齊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開始對他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進行威脅的時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簽字承認了偵查員杜撰的彌天大謊，譴責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聯盟的領導者”、“陰謀分子”、“叛徒”、“破壞活動的組織者”等等。今天重讀他的話也會令人痛心萬分：“我承認自己犯了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嚴重的罪行，我組織了富農暴動，籌劃了恐怖活動，參加了地下反蘇組織。我還承認自己犯了籌劃‘宮廷政變’陰謀的罪行”純紡矠

是的，斯大林滿意了。但是，有時閱讀審訊速記記錄，這位獨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們在對“演出”的組織者暗中嘲笑，進行死前的最後一次諷刺挖苦：

維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謀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國外的白俄哥薩克集團建立了聯絡，這是不是事實？李可夫講了這一點，斯列普科夫講了這一點。

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講了這一點，那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

維辛斯基：你作為陰謀者和領導者知道這樣的事實嗎？

布哈林：從數學機率角度看，可以以極大的機率說，這是事實。

維辛斯基：請允許我再一次問李可夫：布哈林知道這個事實嗎？

李可夫：我個人以數學的機率認為，他應當知道這一點純紣矠。

斯大林惡狠狠地推開速記記錄，他明顯地感到這些被逼到牆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熱諷：問他們同白俄的聯絡，而他們卻講“數學機率”！在每次審判會之後都提醒被告：不僅他們自己的命運，而且他們親人的生命，都決定於他們是否完整地和準確地複述在偵訊中已經談好的說法。搞“司法人質”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來的。雖然“領袖”事先就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質？被告人以及他們家庭成員的命運還在審判開始前就已經決定了。他早就想到過事情的法律方面：還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０日就對那個第５８條作了相應的補充——“關於叛徒的家庭成員”

在準備“２１人”案件時，斯大林不能允許發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應當完全“成熟起來”。況且按照“領袖”的意思，這次審判應是對全黨和全國展開的大規模清洗和恐怖活動第一階段的總結。斯大林認為審判不僅僅是消滅最危險的“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