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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且要防止敵軍有戰鬥力的部隊撤退到俄國的廣闊地區去”瞾矊矝矠。這是赤裸裸的戰爭。莫洛托夫對此也毫無察覺，他認為，戰爭也許將要爆發，但不是現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視著蘇方遵守蘇德條約的情況。在條約簽訂一週年之際，蘇聯的報刊上登載了不少論述條約意義的文章。而德國人對這個日子卻無所謂。但是一個月以後，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簽訂一週年，柏林為此搞了慶祝活動，然而慶祝的方式十分特別。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蘇聯全權代表發回的密碼電報後，越發對納粹分子的肆無忌憚感到吃驚。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國大廈大廳裡簽署了德國、日本和義大利三國條約。這份檔案強調指出：

三國政府認為，每個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間是實現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

第一條　日本承認和尊重德國和義大利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第二條　德國和義大利承認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斯大林請來莫洛托夫一起商討這一新情況。也許，在這種危急關頭能夠考驗出一個領導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確的結論了。可他們還是猶豫不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過兩三年。”斯大林頭腦中形成的關於事態可能如何發展的模式仍沒有改變。這種相信自己一貫正確的特點在“領袖”的每一個決定上都有所表現。我覺得，在當時的形勢下必須邀請軍方人士和外交人士來集體討論問題。斯大林並不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他明白，一切討論都不過是對他的意見進行猜測。他在自食著個人專權的苦果。他苦心經營的官僚系統只會迎合他的決定據朱可夫回憶，有一次斯大林對前來談話的他的機構的兩名負責人不客氣地說：

“同你們談什麼呢？無論對你們說什麼，你們總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當然嘍，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確，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決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當時的檔案檔案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會議上，一些人總是同“領袖”保持一致而極少提出什麼意見甚至小的建議，如安德列耶夫、貝利亞（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米高揚、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什維爾尼克、謝爾巴科夫等。比較其他人來說，莫洛托夫、沃茲涅先斯基和日丹諾夫還能常常提一些建議，哪怕是談一點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會選出的這一屆政治局（沃茲涅先斯基、馬林科夫、謝爾巴科夫於１９４１年２月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無論對黨還是對國家來說，已完全成為個人專權的機構。斯大林在終於獲得了無限權力（這是從人民那裡奪來的）以後，便再也沒有途徑和辦法來汲取精神“營養”了。這些人不同他爭論，很少向他提建議，總是隨聲附和，唯唯諾諾。對斯大林來說，他們不過是他的高階工作人員，是他的意志的執行者。僅此而已。

然而“領袖”無人可以責怪，也沒有理由去責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顏婢膝，他說什麼都是一味稱是，這種現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後果之一。當時同斯大林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的回憶錄證明：實際上誰都不懷疑斯大林具有遠見卓識。甚至當他在戰爭前夕作出的決定與實際情況相違背時，也沒有人想過是斯大林錯了。人們只是認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還沒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說：“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遠見卓識和關於在最困難的境況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況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戰爭、推遲戰爭爆發的能力。雖然內心感到不安，但我更為相信斯大林，更為相信到頭來一切都會變得像他所預料的那樣。”瞾矊矞矠

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較少從事外交活動。因為周圍的敵對國家，充滿戒心的另一個世界，難以同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打交道。不過，斯大林也很難同它們打交道。然而，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加強，這所與世隔絕的房子不時有這個或那個“小視窗”微微開啟，使人可以張望一下蘇聯，打上幾句官腔，或者試著同“赤色分子”談一談。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賴伐爾是最早同斯大林談過話的資本主義活動家之一。當兩國之間的互助條約於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簽訂後，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見了賴伐爾。“領袖”好奇地看著這位精力充沛的人，聽他自信地談論“法國的國防政策”，說法國為了以和平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開信任之門。斯大林當然不會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