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2/4 頁)

黨代表會議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職業種類和社會出身的問題都感到為難。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調查表上（他以擁有發言權的代表資格參加這次代表大會），對“屬於何種社會集團（工人、農民、職員）？”這個問題，斯大林就不敢具體回答，而把這一欄空起來⑨。

未來的總書記雖是職業革命者，對工人、農民和職員生活的瞭解還不如一個流放犯或囚犯。可能，這在當時的活動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他個人一直也沒有改變的一個特點：斯大林對勞動人民的生活似乎瞭解得很多，但都是道聽途說，很膚淺。誠然，總有一天，他會“無所不知，無所不會”的。圖魯漢斯克時期長時間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種特殊方式對他的很長一段生活進行“反思”。一切情況表明，斯大林要脫離革命道路已經晚了。關於彼得格勒反戰情緒高漲和革命運動出現新高潮的訊息使斯大林逐漸恢復了信心，使這位移民流放者恢復了往日的“戰鬥”姿態。

誠然，關於斯大林這一段經歷也有另一種證明材料。例如，老布林什維克維拉·施韋澤１９３９年寫的一本小冊子《斯大林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一個地下工作者的回憶》斷言，斯大林從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就表現積極，當時就專門發了一封信譴責“護國主義”。據該書作者說，斯大林很快就採取了國際主義立場。但是這封信不僅沒有儲存下來，而且在遙遠的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受苦受難的人們當中誰都從來沒有提到過和聽說過。維拉·施韋澤曾如實地描寫過流放者的生活，她在進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時期這樣介紹斯大林未必是出於自願。例如，她寫道：“列寧的提綱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書作者注）關於戰爭問題的觀點”；還在當時，斯大林跟同志們談話時就曾告誡說加米涅夫不可信賴，說他“會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羅莎·盧森堡的一部著作譯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終在“緊張地工作”，“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⑩。這種證明材料的吹捧性質是一目瞭然的。但在那個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現客觀介紹斯大林的著述，這是勿庸置疑的。

翻閱一下檔案材料，分析一下當時呆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後，那裡能湊“一大幫”，其中有戈洛曉金、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斯潘達良、斯大林、彼得羅夫斯基）的回憶錄和證明材料，你就會得出結論：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沒有作為的時期。極地的狂風和西伯利亞的嚴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會活動積極性的智力神經凍結在雪原上了。設想一下一個一頭亂髮、長期睡硬板床、在無休無止的暴風雪發出的怒吼聲中想著自己什麼事情的人，幾年以後竟會領導一個泱泱大國的強大的黨，好像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著，記下一個個重大事件，考慮著自己未來的生活道路。在回憶風雲變幻的往事時，誰知道他腦海裡會閃過哪些鏡頭呢：塔墨爾福斯，巴統監獄，沃洛格達，阿利盧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麼多年沒有見到的小兒子？一個人的思想如果不轉化為行動、行為、建樹，就像是不停地變幻的雲彩，它的虛無縹緲性是不可捉摸的和無法再現的。這幾年裡，未來的“領袖”每當把壓在身上的狗皮襖使勁裹嚴準備入睡的時候，心裡都在想些什麼呢？

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況從正面和側面審視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時，不能不提到未來的總書記長期保持的、經久不衰的所謂“搶劫者”的名聲。

本世紀初，在工人運動的一些激進派中間流傳著一種觀點，認為“為了革命運動”，搶劫是“可以容許”的。唐恩、馬爾托夫、蘇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時代的其他許多人的證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戰鬥隊員朱加施維裡”參加過幾次搶劫，如果不是直接參加，那也是組織者之一。例如，馬爾托夫就斷言，１９０７年在梯弗里斯對護送一車盧布的哥薩克押送隊進行的一次襲擊，一次以大膽行為而聞名的襲擊，“絕不會沒有斯大林”。當時“搶劫了”將近３０萬盧布。馬爾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報紙上寫道：“高加索布林什維克捲進了各種明目張膽的搶劫性勾當；對於這一點，那位曾因同搶劫有牽連而被開除出黨組織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紒紜矠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堅持要追究馬爾托夫的責任，說他進行了汙衊。但是，當他就馬爾托夫的宣告發表講話時，卻把重點放在他從未被開除出黨組織這一點上，而回避他直接參加過搶劫活動的問題。斯大林同艾·路德維希談話時，也間接證實了他參加過搶劫。艾·路德維希在提問時曾經問他：

“在您的生平中有一